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密集度增加，城乡居民食物结构的改变，我国城乡产生的生活垃圾越来越多，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垃圾围城、渗液流淌、异味熏天、私自填埋、焚烧污染、邻避频繁……这些问题不解决会影响人民生活、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不能回避，只能面对。
按照“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要求，“十三五”时期势必将成为我国垃圾处理向垃圾治理转变的转折期。垃圾处理“十三五”规划应根据“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要求对指导原则进行调整，建议改为“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创新动力、多元治理，节约集约、共生循环，平稳运行、绿色环保”，最终形成垃圾多元、综合、全程和依法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局面，实现垃圾治理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和社会化。
在国内外超大型城市，生活垃圾清洁焚烧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我国的北上广深等城市也是沿着这条工艺路线处理的。其优点是针对前端分类不够在终端最大化减量，尽量少占用或不占用堆场，单体装置占地小、反应时间短，如果协同发电和水泥窑处置还可以作为能源和建材补充。
但其也有无法回避的缺点，那就是焚烧产生高毒性飞灰不易稳定无害处理，有的装置气体排放不达标，从而造成处理费用偏高，政府补贴加大，给财政增加了负担，个别地方政府过于看重获得较低的垃圾焚烧处理支付价格。据统计，特许经营项目的垃圾焚烧处理费每吨平均在60～80元，而政府自建项目的垃圾焚烧处理费却平均在120～150元，几个中心大城市甚至更高，低价一定存在低质的风险;在某些BOT项目中，存在由于低价压力或者竞争不充分选择的不良投资商带来运行不畅或者环保排放不达标的情况，进而出现政府拖欠第三方处置费用引发的群体事件。
尽管如此，在目前已经运行和立项的超大型城市，清洁化焚烧(蓝色焚烧)最短时间内最大化减量仍然是一条成熟的工艺路线，具有较好的性价比，笔者认为建成的要不断完善，待建的要优中选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清洁化资源化蓝色焚烧之路。
垃圾资源化处理的瓶颈是垃圾分类，而垃圾分类在我国居民区的试点运行极不顺畅，究其原因则是产业化模式迟迟没有建立。
根据现有资料，在城镇化进程较快的浙江中部地区布点取样，做了初步推算，按我国2020年每年2亿吨生活垃圾计算，其中可以回收废旧塑料、橡胶类2056万吨，估值616亿元;废纺织物442万吨，估值132亿元;玻璃516万吨，估值10亿元;各类金属230万吨，估值23亿元!其资源化价值可以用如下终端产品估值说明，纸类植物动物类制6000万吨有机生物质炭，估值360亿元;灰土竹木沼渣制成厌氧营养土颗粒4322万吨，估值86亿元!这仅仅是资源化的数字，而减少大气排放更可以做如下计算：按每年2亿吨垃圾回收2298万吨塑料，可以节约约5000万吨石油，1600万吨煤炭，制造5000万吨有机生物质炭，可以减少使用5000万吨化肥。每年减少1亿吨垃圾焚烧可以减少排放：二恶英120克(标准条件下28.35克可以杀死100万人)，一氧化碳4.8万吨，颗粒物1.2万吨，氮氧化物15万吨，二氧化硫4.8万吨，氯化氢3万吨，汞及其化合物300吨，镉铊及其化合物120吨，锑砷铅铬钴及其化合物1200吨!上述数据均按垃圾发电厂达到2014烟气排放标准计算，由此可见，垃圾资源化不仅节约了化石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同时也促进了气体减排，有利于我国的国际承诺完美兑现。
2015年8月末，住建部、环保部、财政部等10部委联合编制的《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也已上报国办，针对农村生活、生产垃圾治理提出一系列目标和办法——到2020年，全国90%以上村镇的生活垃圾将得到有效处理，并配有完备的设施设备、形成成熟的处理技术、稳定的保洁队伍、完善的监管制度、长效的资金保障。这其中设备和技术被提到空前的高度，对垃圾处理工程包选择提出要资源化、稳定化、无害化并充分考虑经济性、实用性、持续性、示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