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市物价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环保局制定了《上海市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实施办法》(简称“办法”),上海开始试点启动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污收费。排污收费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实施不同的收费标准。
上海此举被媒体称为“雾霾费”,概因“目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在空气污染形成中所占的比例最大。”VOCs是形成霾和PM2.5的前提物,其排放到大气中,经过光化反应,造成二次污染,也就有了对此类排放者征收费用的前提。
上海VOCs排污收费试点行业共包括石油化工、船舶制造、汽车制造、包装印刷、家具制造、电子等12个大类行业中的71个中小类行业,基本覆盖了本市工业VOCs重点排放行业。且根据各行业污染排放占比和配套标准规范制定进程,在时间安排上分从污染到轻污染收费的三个阶段,预计到2017年底可使该市工业VOCs排放总量减少50%以上。
上海征收“雾霾费”是国内首创,将其他国家和城市容易忽略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纳入治理视野,收费办法,不仅显了前瞻性,也为未来如何治理和解决雾霾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不过有的论者认为上海不该收,因为上海市属于发达城市,轻工业、高新技术行业,尤其是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比例占到全市“三产”总比例较大,工业VOCs”并没有其他以工业为主的城市那么严重。
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有的地方可能已到发达国家水平,有的还只是落后国家水平,有些城市或地区三产业比例会更高,有些地方的三产业比例很低,与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发展历史、发展水平、发展机会等有关,并不是说想从工业从抽身而出就可以立马抽身而出的。
但是对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而言,其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完全可以在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上有更大作为,不断地将传统产业,尤其是污染较为严重的传统产业替换掉。
像上海这样开征“雾霾费”,基本覆盖全市工业VOCs重点排放行业,说明上海已经具备了腾笼换鸟的能力,没有或是再进一步减少这些传统工业企业,对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不大,更何况上海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分三步走。通过征收“雾霾费”,倒逼相关行业和企业改善工艺、提升节能减排水平,比强制关停、巨额罚款等方式理性柔和得多。
如果此举让相关行业和企业达到排放要求,自是环保与发展得兼,如果不能,这些行或企业在不能承受成本压力的情况下,会主动外迁或是停产,而上海具备就业转移安置能力,则正好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契机,这种通过收费手段来倒逼经济转型升级,从长远来看,是件好事。
也正因此,上海征收“雾霾费”虽然具有示范意义,但未必所有的城市都能立即模仿。其实有些地方早就调整了排污收费政策,大幅提高征收标准,但行业和企业拖欠排污费相当多,治污成效并不明显。有数据称,去年26省份447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欠缴排污费共计3.09亿元。当地政府为何不对这些欠费企业痛下杀手呢?这里可能有官商勾结的腐败之故,更有地方是产业转型升级艰难的原因,不依赖这些排污企业,一时半会还真不行,否则财政和就业都会成为大问题。
在中国遭遇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强硬征缴排污费可能造成两个结果:一是企业成本会转移到终端价格上去,消费者埋单;一是举步维艰的企业可能会被排污费压垮,因此,地方政府在发展与环保上经常需拿捏一二,且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候,正需要给企业减税减负,强硬征缴排污费恰是增加企业负担,矛盾都纠缠在一起,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上海征收“雾霾费”也可能会遭遇欠缴问题,或者说收费之后,如何逼企业减污减排的问题。但好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可能不再被重污染行业企业“绑架”,有更大的腾挪空间,治理起来手段可以更规范严厉一些,成效肯定会明显一些。这也符合一般的规律,大城市污染得更早,也可能治理得更早,皆因它承担得起治理污染的成本,而承担不起治污成本的地方,就要忍受得更久一些,这也是发展不平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上海试点征收“雾霾费”,未必能在全国一下子推开,但一线城市以及有条件的城市是可以仿效实行的,这某种意义上说是逼近自己转型升级,自我忍痛前进。
而对于那些不能一下子推行的城市,也要“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因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环保事业,是我们所要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