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拍摄的位于北京北六环外的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内的场景。
从2000年起，北京、上海、南京等8个城市作为试点，开始试行垃圾分类。然而，14年过去了，这些城市多数垃圾分类仍然无法到位，症结究竟在哪？
14年，试点还是“试点”
2000年，北京被建设部确定为全国八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垃圾分类逐渐成为北京社区最“时髦”的活动。似乎一夜间，上百个社区开始行动，政府甚至将“厨余机”搬进了分类试点社区。2007年，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走访13个分类试点社区后发现，仅有一台厨余机在运转。志愿者张伯驹认为，物业承担运营费用、散发恶臭及居民花费更多时间等因素使厨余机最终“流产”。
第一阶段倡导的居民垃圾分类受挫后，相关部门将主要精力转向垃圾的大类粗分。2007年后，北京居民小区垃圾分类桶由原先的四类（塑料、金属、纸张、其它）变为三类（厨余、可回收、其它）；到2009年底，垃圾桶再次“变脸”为两类（厨余、其它）。
尽管垃圾桶多次分类，但在中端运输环节，分开的垃圾往往又“合”在了一起。2012年“自然之友”调研了北京6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后发现，在检查的240个厨余垃圾桶中，39%的厨余垃圾桶内垃圾完全混合，完全分开的厨余垃圾仅占1%。试点至今，十多年过去了，可垃圾分类似乎仍在原地打转，被网民戏称为“比蜗牛还慢”。
利益相关方：各打各的“算盘”
事实上，我国城镇中一直活跃着一个垃圾分类群体——拾荒者。但这股自发形成的分散力量，距离一个现代高效的分类回收体系还十分遥远。记者调查发现，垃圾分类流程中利益相关方众多，由于缺少激励和协调机制，难以形成合力。
——清运环节。分类运输增加成本，负责垃圾清运的环卫部门若无明确职责“宁可混装”。
——回收环节。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对垃圾减量予以补贴，分拣垃圾的人只能“一切向钱看”。
——焚烧环节。垃圾焚烧厂是按焚烧发电的垃圾重量享受政府补贴的。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012年通知，对以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均先按其入厂垃圾处理量折算成上网电量进行结算。此情况下焚烧厂首要考虑“吃饱”而非分类。
而在这些环节以外，还有一个利益相关方被忽视——产品生产者。可他们对垃圾管理中的权责利益并不清楚，自然也没有参与分类的动力。
“一堆部门管不住一堆垃圾”
记者看到，在某垃圾分类试点市的生活垃圾分类网上，除了作为主管部门的市政市容委，在“市属委办局”中还有财政、规划、住建、商务等13个部门与垃圾分类相关。中国社科院中国循环经济与环境评估预测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欢政说，多部门管理的“交叉”，往往成了管理的“真空”。
杜欢政认为，尽管各部门职能界限分明，但垃圾的流转过程是复合型的，需要多个部门共同管理。破解“九龙治水”困局关键在于打通顶层设计体系，厘清各部门职责分工。“如设立‘垃圾市长’，统筹一个部门管理，挤出‘真空’，形成从源头到终端的完整处理链条。”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