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大会即将召开，本届大会被寄予厚望，期待能达成一个新的全球协议，即对2020年后遏制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地球免遭灾难性高温影响作出安排。
与此前相比，各国达成新协议、进行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强烈。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强制减排;此前中美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被评论为“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全球政治”。人们认为，巴黎不会成为第二个哥本哈根。
但不可否认，巴黎气候大会谈判中的分歧依旧难免。究竟，巴黎气候大会是在何种国际形势下进行的，达成新协议面临哪些挑战呢?
气候谈判的变与不变
——国际秩序并未改变
6年前，各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吵得喋喋不休，虽然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要么接受协议，要么放弃”的态度使得协议不具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力。6年后的巴黎气候大会，被认为是“拯救人类未来”的一次重要机会，国际政治经济以及排放格局的变化会给谈判带来影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桢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认为在这6年中，排放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国际秩序并未改变。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组织编写的《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5)》进一步细化了国际责任体系的变与不变。报告指出，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由2000年左右占全球GDP81%以上的份额，下降到2014年的不足63%;与此同时，大规模的中低端制造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推动世界经贸结构调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增大。
同时，世界经贸格局变化。这可能触及各国参与全球治理包括国际气候治理的根本基础。发达国家在出资意愿、合作方式、减排行动、国际贸易等方面可能变得更加保守，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减排行动的诉求会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意愿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可能会因此陷入僵局。
此外，发达国家排放占比低于发展中国家。这种格局导致部分发达国家责任意识模糊化。另一方面，国际治理体系也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参与国际贸易，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更多国际标准，成为参与国际治理的主体。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责任体系未发生根本改变，发达国家仍占有历史排放的主要份额，人均排放格局差异依然巨大。美国自然资源研究所发现，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保持在10吨左右，而同期发达国家人均排放仅从2吨提升为目前的约3.2吨。最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格局没有改变，其掌握技术、制定标准的格局未变。因此，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构建公平高效的国际合作机制仍是此次气候大会需要坚持的。
法律谈判与政治准备
——巴黎气候大会仍有重要分歧
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认为，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相比，当前各国都有强烈的希望成功的政治意愿。一方面美国现任政府大力推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巴黎气候大会正好赶在美国大选之前，是一个建立新协议的好时机;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在等待新的发动机，要解决过剩产能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在已经有160个国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文件。这表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采取行动。不过，孙桢认为，需要正确理解法律谈判和政治准备的关系。毕竟，人们希望世界可持续发展，但牵扯到自身经济利益的谈判，更多还是妥协和博弈的过程。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刚刚参加了此次巴黎气候大会的部长级预备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态度是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但是仍有分歧，特别是主要分歧还依然存在。”他说。
分歧主要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如何体现。尽管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公开反对“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但原则上的肯定，不意味着行动上的落实。
解振华举例，在减排方面，根据历史责任、各国发展阶段和水平，发达国家应该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要求，承担绝对量减排义务。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建议，在2020年之前，发达国家至少应该减排25%至40%。而现在发达国家的减排力度并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应在得到发达国家资金技术支持的前提下，采取积极的行动。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仍然是谈判中分歧所在，也是交锋的核心问题之一。
今年初，美国媒体表示：“在关键问题上还存在各种深刻、长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分歧。”例如，小岛国家要求协议为逐步停止温室气体设定一个本世纪内的确定时限，比如2050年;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则表示，这一期限根本就不切实际。
等待解决的分歧如此之多，使得一些国家担心最终的巴黎协议可能会缺乏力度，以至于无法完成必要的减排。解振华认为，要想顺利达成新协议，必须建立政治上的互信，认真落实各国已经作出的承诺。
国际期盼与大国承担
——大会谈判需建立政治互信
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宣布巴黎气候大会如期举行。这毕竟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解决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会议，求同存异、促成大会达成共识是国际社会共同的期待;巴黎气候大会协议不仅仅是减排协议，更是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具体行动的协议。
高风认为，从现有的安排上看，巴黎吸取了哥本哈根外交上的失败，避免了核心错误，例如安排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在大会首日出席，以增强气候谈判的政治动力。
法国政府11月20日透露，已有13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接受邀请出席巴黎气候大会;大会期间，来自195个国家以及欧盟的代表将汇聚一堂，各方代表团人数总计将达到1万人;全球近2000个非政府组织也将参加大会;大会注册记者数量已超过3000人。
在国际社会的热烈期盼中，中国作为重要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代表，其行动和承诺自然成为焦点。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近20年，在全球节能总量中，中国占了一半以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表示，中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国与美国、印度、欧盟、巴西、法国等国家发表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以及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按时提交“国家自主贡献”等一系列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开展气候治理行动的决心，更展现了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姿态和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负责任的态度。
中国除了明确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提前达峰外，还强调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问题。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翟盘茂说，现在的气候已经受到了气候变暖的影响，而非人们认为的“气候变暖是很久远的事情”。因此，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对适应问题的研究。对此，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就提出要健全早期预警预报体系、采取减灾防灾措施、增加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适应能力，负责且务实。
解振华表示，现在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一是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能不能坚持，二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支持能不能兑现。他认为这是会议成功、协议达成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最关切的问题，也是建立政治互信的重要表现和基础。因此，他期待在此次巴黎气候大会谈判中，各国把共同但有区别等公平原则反映在协议的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及行动力度等各个要素中，建立框架性机制，确保各国行动能够有效加以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