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建设城乡环保基建，包括各类环境污染物无害化处置设施不是给幼儿买鞋子、置童装，不能简单“买大一点”就行。
近日见报载：“浙江省一些地方总投资7亿多元建设的23家乡镇污水处理厂，工程有的逾期严重，有的则建成后处于长期闲置状态。”报道内有一个例子，省内某镇污水处理厂当初设计能力日处理1万吨，而建成后实测数据，辖区内日污水只有3200吨。“容量吃不饱，运行就亏损。即使不运行，每年也有60万元的支出成本。”
近十多年来，在参加各类有关基础设施项目会议时，屡屡听到讲“提前量”或者“留余量”。如果那些发言人作为祖父母给孙辈买童鞋、童装时说这些话，那么大体是不错的。幼时我们穿新鞋往往从鞋头填棉花开始的，过一段时间就逐渐逐渐合脚了，这里的“提前量”或“留余量”永远总是一个“正值”，然而到了环境基础设施规划和设计过程就不一定了，不少情况下这个“提前量”还得设为“负值”。
一个社会系统需要通过基础设施进行无害化处置的环境污染物质(如污水、固体废弃物等)，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描述，EKC曲线表现为一个倒U字形。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高趋低，程度逐渐减缓。
世界上环保先进国家的例子告诉我们，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人均环境污染物质产出量就开始进入逐步下降态势。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已经基本完成了城镇化和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增长模式改变，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在东南部沿海许多地方，环境污染物质的产出率也处于总体下降态势。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上一些环保先进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周边的一些地方都相继关闭了一些环保无害化处置设施，因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已经没有足够的污染物质可供运行了。不过像浙江省某些设施那样，还没建成就发现能力超置，而且超出那么多，实在确有发人深省之处。
规划建设城乡环保基建，包括各类环境污染物无害化处置设施不是给幼儿买鞋子、置童装，不能简单“买大一点”就行，即使是在买童鞋、童装，“提前量”也要适可而止。有关方面应该首先客观深入地进行研究，费大力气，客观认真地搞清楚城乡污染物产出现状和今后五年、十年内可能的发展态势，切实夯实基础数据的基础，这不仅可以有助于促进EKC曲线顶端拐点早日出现，也有助于相关社会应对措施的制定和社会资源(资金、装备、行政和社会动员资源，包括社会维稳动员资源在内)的适时、适量、合理配置。
各地环境基础设施能力超置或者建而未用，背后的原因多样。除了上述的理念问题外，决策程序方面的问题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在这里只有一条正道可行：问责。由于决策不当，造成环境污染的要终身追究责任，对于决策不当造成环境基础设施不适当、不合理配置的行政责任也可以予以曝光和适当追究。
在这个环节中，专家的责任也是绕不过去的一环。一个项目从前期、立项、设计到施工，要通过前前后后，多少次论证，有多少专家参与其中。决策不当、设备能力配置不合理、配套有问题，自然是有人对周边环境的认知、把握不到位的问题。但是接受了邀请，拿了专家评审费、咨询费、论证费，届时举了手、签了字、投了票，就要负责。更何况有些专家对于领导或行政机构提出的命题，永远只有正反馈，不会有丝毫的负反馈，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所谓“论证”只能不断放大原先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以至明显的错误，不能在早期阶段以专业建议适时予以纠正。更何况，许多情况下，出席论证的专家本身就是利益相关方，所期望的得益大小和项目的“做大做强”正相关。
多年前，一次在餐座上，笔者亲耳听得一位位居领导岗位的人士抱怨说：“有时专家误人，专家害人。”我相信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虽然发生几率并不高，因为不少位居领导岗位的人士更加喜欢听到的只是正反馈，而不是负反馈，那怕是极有道理的负反馈意见。能提出负反馈意见的专家往往下次就不发通知出席了，如果没有切实的严格程序保障专家能够发表真知灼见，那么决策方面是不可能期待会有所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