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绿色转型的国家治理能力”为主题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5年年会日前在北京召开。在今年的年会上，与会专家、委员就一系列报告与政策建议进行了讨论，涉及绿色“一带一路”、智库与绿色转型等多方面，本版今日特予以摘登，以飨读者。
促进循环经济模式发展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首席研究员 董锁成
“一带一路”地区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复杂多样、脆弱敏感，沙尘暴、干旱、水土流失、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经济发展差距极大，陆上丝绸之路高空可能是污染、沙尘传输的重要通道。
人类经过农业文明、与自然对立的工业文明，正迈向生态文明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是绿色崛起战略，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战略模式。生态文明模式具体包括生态经济、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空间和生态文明制度保障6个方面。如何保障六大模式相互联系、相互贯穿?我们总结出了“四循环经济模式”，就是“一带一路”沿线与中国类似的国家要在“3R”(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下，推进企业循环、产业循环、区域循环、社会循环，实现生产—流通—消费领域大循环经济。在沿线国家建立大循环经济体系和循环经济园区，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要建设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第三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大循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要建立生态之城、便捷之城、绿色之城、创新之城、和谐之城。此外，要建立丝绸之路国际生态旅游带，将其列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优先战略。
我在这里倡导WTO世界旅游组织跟中国政府以及沿线各国政府携手，共建丝绸之路国际无障碍旅游区和国际旅游经济特区，并加强生态环境的国际合作，成立“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科学家智库。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的跨国合作机制和环境监测预警系统，加强沿线各国的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合作。
加强政策干预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环境司司长 史蒂芬-西卡斯
“一带一路”的重点包括政策的沟通、实施的连通、贸易的畅通、资金的融通以及民心的相通。从对“一带一路”进行规划的时机来看，这5个因素可以推动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当然，从整个工业化发展进程看，必须要承认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可能带来环境风险。令人欣喜的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发展的方式已经开始转变，减少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共识。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要使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实现和谐共赢，需要重点在政策干预和资源使用效率两方面做工作。在政策干预方面，要建立直接干预或监督管理制度，使沿线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不会遭到破坏。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方面，必须改变生产和产品的设计，使其拥有再利用和再循环设施，这不仅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同时可以节约能源、提高环境的恢复能力。在这方面，除了需要投入资金以满足基础设施建设和节能环保社会的升级改造要求，还需要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以及消费者环境理念的提升等。此外，要进一步改善贸易路线和边贸协议，强化“从摇篮到摇篮”的措施，除了要加强产品的生产，还要加强资源的回收利用。
最后，在绿色“一带一路”的发展过程中，要进一步分享最佳实践，把产品标准纳入到整个“一带一路”地区，而不只是一个国家区域绿色供应链的概念。
提高绿色金融参与度
国合会委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项目支持局局长 苏莱曼
“一带一路”包括60多个国家、40亿人口，涉及多方面。因此，必须促进政府之间的合作，促进跨国界的人员和物质流通。这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要促进贸易和投资技术转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提高绿色金融的参与程度，提高中国企业的参与积极性。
过去几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一起合作或支持中国南南合作战略，这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其他国家也非常重要。这种发展模式带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中国在国际合作中所作出的探索和贡献，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在面对中国20年前所面对的问题。希望中国可以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实现这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应继续发挥自身作用，推动各国相互协调与合作。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所有“一带一路”战略覆盖的国家都设立了代表处，这就能够非常顺利地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工作。我认为这个工作将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建设绿色健康交通运输体系
国合会委员、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 周伟
“一带一路”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共同利益，在“一带一路”发展需遵循的原则中，交通先导是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发展的模式、政策和路径设计等问题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共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推动“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和需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首先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环境、健康提出了双重挑战。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水平的要求日益提高，对于与健康密切相关的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升。另一方面，按照城市发展模式，交通发展尤其是私家车的逐渐增多也带来了很多环境健康问题。
要解决这个矛盾，根本出路在于绿色转型，建设绿色健康的交通运输系统。这就要求我们要专注于城市交通系统对健康的影响，要对城市道路安全、空气污染、噪声等与健康有关的问题进行统筹考虑和综合研究，在对不同的政策选择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甄别出能够改善城市交通、有利于居民健康并降低相关成本的行动方案。
尽管在交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但建设“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也会为建设一个公平、高效、健康的区域立体交通系统赢得一个独特而难得的机会。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借鉴中国和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也希望通过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研究，可以实施绿色健康的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加强绿色贸易 促进可持续发展
国合会委员、斯坦福大学伍兹环境研究所教授、自然基金会前总干事 里普
“一带一路”的实质是增强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扩大贸易。绿色化的贸易能否支持中国和60多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很多挑战。
首先，要保障在发展过程中各种经济和贸易行为的合法性。这里所讲的合法性，并不是针对简单的走私濒危动物，而是涉及所有动物、植物等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贸易活动要符合国家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符合相关的生态环境资源法律要求。
第二，要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可能会加剧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很多国家有着丰富的环境资源，也有一些国家生态环境比较敏感和脆弱。过去的实践证明，一些地区的环境资源遭到破坏，例如乱砍滥伐等行为，主要是由于贸易驱动。此外，燃烧秸秆等传统的农作方式也是导致环境污染的原因之一。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政府就要给予必要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同时增加投资，帮助和引导中小企业走可持续的生产和发展模式。
第三，要支持沿线国家、区域的经济发展。在绿色“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要帮助沿线各国政府将道路、港口等建设以及发展资源等机遇变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国在如何管理资源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入，如何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率、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的绿色发展，将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发挥中国企业作用 推动绿色发展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董事长 王小康
关于绿色“一带一路”的发展，我有3点建议：
首先，关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企业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在垃圾发电厂的投资、建设、运营以及在节能、污水处理、大气治理、清洁能源等诸多领域，也都具备依靠自有技术进行工程建设和设备配套的能力。
其次，关于节能环保产业园的建设。中国具有复制和推广产业园区的经验，因地制宜打造了一批有效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节能环保低碳产业园区，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先行先试的载体，为各方产能合作搭建绿色发展的平台。在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同时，实现节能环保产业的高效转型升级，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商业模式。
第三，关于沿线国家的政策支持。节能环保是全球性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亚洲各国来说，环境和气候灾害的影响是共同的、直接的。各国基于绿色产业的协同合作将成为共同选择。所以，期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尽快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为绿色合作提供多层次的组织保障和政策支持，在项目审批、财政税收、金融、海关、监管等方面提供支持。
可以预见，绿色发展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带来新的繁荣和高质量的增长。中国企业愿意与沿路国家一起，加大在绿色基础设施、节能环保产业、低碳园区等方面的探索，共同推动全球整体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竞争力的提升。
“一带一路”发展应借鉴中国经验
美国环保协会执行副总裁 雷佳斯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给沿线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机会。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各国贸易往来频繁的过程中，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在环境保护方面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中国的文化、企业、资本也将随之走出国门，中国在环境管理方面的经验也将影响更多国家。
在绿色“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应该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和纽带，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融入这一过程，以解决在“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另外，在“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可以借助国合会这一良好的平台，将国合会多年积累、总结和研究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经验分享给沿线各国和政府。
今年召开的APEC会议提到了关于绿色供应链的问题，也就是所有的供应链都应该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要保障中国企业在遵守相关法律、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可以帮助沿线国家发展经济。此外，在合作过程中，跨区域的环境污染治理合作以及在投资、扶贫和给予企业贷款等过程中，要实施绿色金融政策等环境经济政策。
加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工作
环境保护部中国—东盟(上海合作组织)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周国梅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通过深化沿线国家经贸投资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要使“一带一路”真正成为区域公共产品，绿色化和环境保护要求是其中的重要内涵。绿色化“一带一路”建设要从全过程考虑，用制度和标准来保障绿色化，用体制与管理手段将绿色发展融入“一带一路”各方面建设之中。
绿色化“一带一路”需要的关键环节，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点。一是在战略与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坚持绿色化的原则;二是国际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坚持采取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技术标准与准则;三是“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物流、产品与服务贸易，要考虑积极引入环境绿色标准;四是将环保绿色产业有机融入国际产能合作与“一带一路”重点任务和项目设计中，通过示范试点和园区合作，将绿色低碳环境技术与产业打造成为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技术产业合作方向与内容。
为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明确服务支撑作用，充分发挥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平台支持和保障作用，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的生态环保工作，在此提出以下制度保障与建议：一是制定区域环境保护引导性政策和相关指南;二是绿化产业链与价值链，建设绿色供应链体系;三是遵循与加强绿色投资、绿色贸易规则，创新绿色金融机制;四是加强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和服务支撑;五是加强国际合作交流与智库政策研究。
发挥自身优势 推动智库建设
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前院长 汉森
国合会是一个高层次的咨询机构，汇聚了大量国内和国际专家，具有非常先进的能力与水平。国合会从1992年至今一直关注可持续发展以及科学发展目标，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与政府合作的同时，国合会智库也与企业、社会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并对一些政策建议进行实践。
在我看来，国合会与中国其他智库的区别在于，国合会能够吸引大量专家参与课题，从国内、国际不同视角来进行研究。目前，国合会与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性组织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这对将来促进中国智库发展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后，国合会将进行更加广泛的课题研究，包括财税制度、环境政策、创新信息技术、大数据等，同时会关注政策落实、消除地区间差距等问题。
我认为，中国政府高层将会继续重视国合会的高级智库作用，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国合会需要更加多元的资金来源，这有利于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同时，要平衡国内与国际间的关系，制定出操作性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第六届国合会是国合会改革的关键时期，必须改进工作模式，提高反应速度，保持与其他智库的密切联系，这样才能使国合会延续下去。
在绿色转型中发挥知识和技术的作用
国合会委员、德国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梅森纳
绿色转型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我认为，在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要注重知识体系和研究体系的转型和变化。一是推进技术、社会和体制的创新。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需要转型，这也是目前很多研究机构在做的工作。二是对整个社会体系转型的研究。我们要将经济和社会体系与地球生态体系联系起来，研究这种社会大变革。三是跨学科的合作与研究。这对于知识创新来说非常重要，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应该促进不同体系、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
在我看来，知识和技术在社会转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绿色转型中更应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转型的另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危机，我们的地球体系正处于转折点，如何通过知识、技术的转型，停止对生态体系造成更严重的破坏，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最后想强调的是国际合作与共同创新。这也是国合会的重要作用之一。国合会今后需要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只有形成全球性跨学科的国际合作，才能使国合会在全球范围内的联系与影响更加广泛。
加强智库合作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夏光
中国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中国响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目标，即制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具体的实施方案，以及在 “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各种发展指标。
生态文明建设在落实过程中，除了完成提出的既定目标，还要贯彻一个重要的思想，即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独立于经济发展之外的，它就是经济发展本身，所以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化升级版。中国的生态文明强调“五位一体”，国际上强调“三大支柱”建设。
而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比制定目标体系困难得多、复杂得多。所以我们就需要智库工作来给予支持。智库主要可以在3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对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进行清晰的设计;二是交流各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三是对各地不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建立评估体系。这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智库合作的主要方向。
最后我们提出一些期待。一是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二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提出需求，如何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对中国有用的教训;三是通过向各国学习借鉴来完善中国的环境治理体系。
降低投资风险 促进绿色增长
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总干事 伊沃-德波尔
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2012年成立，现在有24个成员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我们的工作就是用一种对环境负面影响小、对低收入人群有帮助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
我们研究目前全球的生态发展趋势对国家的影响，例如，宏观的经济评估和影响、政府机构的应对政策，以及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投资需求。
我认为，全球范围内，目前资金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资金没有用于绿色环保方面的发展。我们研究的就是怎样降低在绿色增长方面投资的风险。
我们也非常关注国家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我们更希望能够研究一些方法来帮助中国获得国际气候变化方面的资金，并通过试点项目进行测试。此外，我们也在通过亚投行等新兴机构开展一些工作，来促进中国绿色增长进程。
加强智库合作 资政启民并重
国合会委员、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何建坤
智库和一般的科学研究单位有明显差别。智库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除了政府机构支持的智库之外，我觉得建立一些民间的、独立的智库可能有更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以便提出正确决策，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方面的知识来看待这些问题。
我认为，国合会应该成为一个连接国内和国外智库的平台，以发挥智库之间交流和合作的作用。如何以全球的视角来研究中国问题，以及研究中国如何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需要中国智库和国外的智库互相结合，互相促进。
在我看来，智库还应资政启民。国合会除了重视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议以外，还应该重视扩大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让更多的人理解和同意新的理念和新的思想，形成共识。
发言稿件由本报记者郭薇、刘晓星、童克难、邢飞龙、吕望舒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