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转型升级，不少化工企业或是“出城入园”或是退出市场，给城市发展腾出了宝贵空间。但同时一个更严峻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由于历史上的落后工艺和管理不善，其中一些土地很可能已经受到重金属或有机物的污染，危及周边居民的健康，怎么办?
针对这个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华东理工大学李辉老师和他的同事们用10年时间，研发出了一套“化工场地高危害有机物复合污染风险评估与修复技术”，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赢得了“土壤医生”的美誉。
华东理工大学国家环境保护化工过程环境风险评价与控制重点实验室成立于2008年。这个团队长期致力于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化工行业安全生产、应急监测与处理处置等技术的研究，集中体现了华理以化工为龙头、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和特色。李辉就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
据李老师介绍，地下水环境污染治理迄今仍是一个世界性的技术难题。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开始关注，法律法规制订和修复技术研究同步开展。作为工业化后来者的我国，从2000年以后也加大了关注力度。2012年，全国开始进行地下水质量调查;2014年4月，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面向社会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7月1日国家环保部颁布法规，规定土地转性或工厂搬迁都必须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进行质量评估，如有污染必须进行修复，随后，国家和各省市都加快了完善土壤质量标准的步伐。
“由于以前许多工厂技术工艺落后，监管也不够完善，在化工场地的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中，高危害有机物十分常见，像卤代烃、石油烃和农药类等有机物的检出率超过70%，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风险评估和修复技术仍然十分缺乏”李辉说。
而李辉和同事们历经10年研发出的这套化工场地高危害有机物复合污染的风险识别与修复新技术，不仅部分成果被选入国家和上海市环保部门制订的多项行业标准，还成功地应用到上海、江苏和广东等10余个化工场地的有机物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及修复项目之中，取下了悬在城市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让李辉高兴的是，在这场和“土壤杀手”的赛跑中，上海已经跑在了全国的前面，其参照美国和荷兰标准制订的土壤环境质量风险控制导则，标准之严“高于全国”，而导则中的多种有机污染物修复目标值他们都参与了制定。
“‘土壤杀手’主要是重金属和有机溶剂两大类，除了导则里的‘规定动作’外，我们还会根据工厂的具体情况增加风险评估项。”李辉说，在众多污染物中，氯代烃类有机物特别要给予关注，这是一种重要的有机溶剂和产品中间体，应用十分广泛，而且具有较强的毒性，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分布尤广，但其修复技术长期以来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
为了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李辉和同事们充分利用华理以化工为基础、多学科交叉的特色，用10年时间，构建了一整套化工集成优势技术：针对场地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种类多、测不准的问题，发明了样品无扰动采集和测定技术;针对场地中的高浓度有机物污染，发明了抽出吹脱、高级氧化和尾气催化降解一体化处理技术;对低浓度的有机残留物，或者是用植物、微生物的联合力量来降解，或者是把微生物、活性炭和化学药品制成的降解反应柱插在土壤里，对污染物进行原位降解。
对此，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和中国环科院等多个科研机构给出评价：该成果“整体技术属于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指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据统计，李辉的这项研究已经形成专利技术20余项，授权中国发明专利11项，公开发明专利5项，其成果获得2014年中国石化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应用该技术，可日处理地下水或土壤100立方米，有机物去除率超过90%，到目前为止，共计处理了土壤和地下水58000多方，节省工程投资和运行成本6000多万元，得到了使用单位的高度评价。
但李辉并没有就此满足。
“虽然目前的修复成本已经低于美国，但仍然处于高位，即使是不严重的污染，每立方米土壤或地下水的修复成本大约仍然需要几千元，根据上海的土层特点，一亩地的修复成本甚至高达数百万元。”他进一步算了一笔帐。
既然污染后的治理成本这么高，那么能否通过“体检”预防污染发生呢?能不能利用和加速自然净化机制来降解污染物?还有哪些更高效率、更低成本、更方便应用的修复材料?这些问题不断地吸引李辉老师和他的同事去尝试新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