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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买佬”是广州人对捡拾破烂人的称呼,如今他们有了固定的工作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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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促进中心工作人员定期收集有害物质并作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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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村街垃圾分类促进中心同事走进校园进行垃圾分类宣传,他们认为教育是垃圾分类最好的切入点。 |
“垃圾有垃圾的家,别把垃圾放错家”,广州荔湾区西村街道一所小学内,杨静山身穿街道垃圾分类促进中心特制的红马甲,在讲台上做完讲演后,孩子们跟着他齐声诵读这句宣传口号。
作为广州市垃圾分类促进中心会长,这样的讲演,杨静山已作过多次,但每次他都会热情洋溢,心情激动。
“垃圾分类最大的切入点是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杨静山说。近两年来,西村街三所小学、五所中学内,经常能看见垃圾分类促进中心同事们的身影。
9月13日,记者到访西村街时,“红马甲们”正推着垃圾回收桶在社区“扫街”,重点是旧衣服、木材和玻璃等低价值的回收物。他们说,每一次“扫街”都是垃圾分类知识最好的普及和鼓动。
这,区别于各地居委会、街道办开展固定时间的“开会式”宣传,因为垃圾分类越到位,垃圾分类促进中心越能从垃圾资源化利用中获得收益,也能拿到政府更多购买服务的资金。垃圾分类的推进,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全国600多个城市垃圾围城愈演愈烈,而全国8个城市14年试点垃圾分类却收效甚微,杨静山认为,他们探索的这条第三方市场化运作垃圾分类模式,就要打破政府、民众互相责难又不行动的困局。
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风波
杨静山被请到番禺丽江花园小区跟居民们交流,“我觉得这是宣传垃圾分类的好时机,我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反对和抵制不是因为垃圾围城,而是焚烧厂建在了你们家门口,要不是在家门口可能没人站出来说话’。”
杨静山的出名“得益”于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争议。
2009年11月,广州番禺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地点定在番禺区大石,遭致了周围30万业主抵制,并发展成为一个全国瞩目的公共决策事件。其后不久,番禺区政府决定重新论证。
此时,杨静山的团队已经开始从事垃圾资源处理,他被请到番禺丽江花园小区跟居民们交流,“我觉得这是宣传垃圾分类的好时机,我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反对和抵制不是因为垃圾围城,而是焚烧厂建在了你们家门口,要不是在家门口可能没人站出来说话’。”
他对政府决策程序和公民“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中央电视台“皇家线上官网（中国）有限公司1+1”栏目专门报道了他开展的垃圾回收探索。
番禺的这次争议漩涡,无疑是公众对垃圾处理知识最好的填补。丽江小区的业主胡念飞说,那段时间他及邻居都“恶补”了这方面的知识。
在发达国家,垃圾焚烧的确已是非常成熟的处理模式。垃圾焚烧法处理效率高、占地面积小,减量效果好,稳定化速度快,余热还可供发电。对土地紧缺、人口密度大、垃圾总量持续递增的城市来说,垃圾焚烧几乎是取代传统填埋方式的惟一选择。在建设高峰期,日本的垃圾焚烧炉数量曾一度高达六千多座。瑞典、丹麦、法国、卢森堡等国均严重依赖于垃圾焚烧模式。
即便到了现在,形势跟2009年相比并没有多大好转。广州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在,广州每天需要处理生活垃圾约2.26万吨,其中近七成焚烧、填埋处理。
记者到位于白云区太和镇的兴丰生活垃圾填埋场查看,此地早已是不堪重负,几乎饱和,原本设计日处理量2000吨的填埋场,近日来已达到9800吨的日处理量,花费四个月修建的应急填埋坑,仅一个月便被垃圾填满,广州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计算,2017年后,广州市的垃圾将无处填埋”。
杨静山说,虽然政府一再强调焚烧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但公众意识到未经分类的垃圾不过是质量低劣的发电材料,严重影响垃圾焚烧厂的运行控制。
经过一番公共探讨后,番禺垃圾焚烧选址争议的话题焦点从“邻避”效应、焚烧特许经营利润过大,逐步过渡到了垃圾分类。
“为什么西方厨余垃圾少,因为只有我们国家才有烹饪。”杨静山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中,厨余类有机垃圾成分较多,垃圾含水率高,粘连性强,使得垃圾焚烧厂对垃圾的机械分选以及其他预处理非常困难。同时,水分含量高使得垃圾的热值降低,无法实现自行燃烧,必须添加高热值的煤炭等辅助燃料。
垃圾未经分类混在一起,既有塑料、纸这样的可燃物,也包括玻璃、金属这样的不可燃物。这种原料环境下,焚烧过程容易出现结块堵炉、燃烬率低、甚至熄火停炉等事故,直接导致“渣多,设备损耗厉害”。这些都使得垃圾处理和发电成本大幅提高。
这种情况下,即使采用与国外相同的技术和设备,垃圾焚烧还是容易引起二次污染。比如,厨余类废物是城市固体废物中N元素和Cl元素的主要来源,这类生物质垃圾会加剧焚烧带来的废气污染,以及重金属物质的排放。
对焚烧产生致癌物二噁英的说法,番禺丽江花园等小区居民更是耿耿于怀。许多环保专家认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垃圾焚烧产生二噁英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含有氯元素。垃圾当中的含氯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是产生二噁英的“罪魁祸首”。此外,若垃圾含水量过高,缺乏辅助措施的情况下,焚烧炉烟气难以维持在不产生二噁英所要求的820℃以上高温条件。
垃圾先分类后焚烧,成为公众的呼声。这让2000年就作为垃圾分类全国试点的广州,不得不审视近10年所走过的路。
打破旧机制,“首战”输得很惨
“垃圾分类,政府不是主体,居民才是!”杨静山说,垃圾分类应调动居民的积极性,而非“命令”居民。他在东湖街道盘下一家便民超市,每户居民主动分类垃圾并交付回收后,可按垃圾重量折算成积分,凭积分到这家超市优惠购物
杨静山原本是开工厂的,搞垃圾分类是个“意外”。由于工厂开在了福建,他需要两地经常跑,一次车祸后,他关掉工厂回广州创业。
他到台湾考察项目,惊讶地发现当地的朋友每天将生活垃圾自动分类,这些废物经过回收处理得到循环利用,朋友跟他说“垃圾可是黄金啊”。当时台湾已进入推进垃圾零掩埋计划的第三年,在台湾的小学,垃圾分类知识是普及课,公众分类处理垃圾也已成为生活习惯。
2008年5月,他决心在广州的垃圾分类中寻找商机,“我父亲是退休的老干部,我电话咨询了他的意见,他没多说,只提醒了一句‘垃圾分类是一门政治’。”现在回想起来,杨静山感慨万千。
居民生活垃圾有哪些种类?该如何分类处理?为了了解垃圾回收行业,他从捡破烂做起。五羊新城有一处他的闲置房产,每天晚上他带着蛇皮袋子在附近寻拾垃圾,回到家后去除厨余垃圾,剩下的就用微波炉蒸干,他发现塑料瓶、废纸、衣服等混合在里面,每一种都可以卖钱,“哪里是垃圾,简直就是城市矿山啊”。
但当时垃圾回收没有分类处理的概念,最后的终点几乎都是填埋场。他还经常看到,一些居民的垃圾袋中,废旧电池是专门装在一个小袋子里面的,“这说明公众也是有环保意识的,只不过没有有害物质的出处”。
摸清底细后,他成立了广州最早进行市场化运作的垃圾分类公司,并取名为“分类得”,寓意“垃圾分类,人人受益”。公司吸纳了四五十名下岗工人,东湖街道划出三个社区与杨静山的公司合作,每个工人都划好区域,每天都到各户人家回收有价值的垃圾,并引导居民分类。
公司运行过程中,杨静山发现,先前倡导垃圾分类的标准是“回收、不可回收”,这种分类概念模糊,公众执行起来非常困难,以至于不执行。分类得公司投资了200多万购置垃圾桶放到三个社区的楼道里,他们的分类标准一目了然:厨余垃圾、其它垃圾。
他曾经看到过这样的试验:垃圾填埋一年后,打深钻井取样,55%是有机物,45%是无机物。也就是说,如果45%的无机物能减少的话,垃圾量就减少了一半,也就不会那么臭。而且这样分类,从其它垃圾中分拣出有价值的回收,就方便多了。
“垃圾分类,政府不是主体,居民才是!”杨静山说,垃圾分类应调动居民的积极性,而非“命令”居民。他在东湖街道盘下一家便民超市,每户居民主动分类垃圾并交付回收后,可按垃圾重量折算成积分,凭积分到这家超市优惠购物。
经过一年的努力和推广,分类得公司在东湖街道三个社区便民服务覆盖率达八成以上,当地有6000多户开始主动参与家庭垃圾分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东湖街道除餐厨垃圾外,减排量已超过八成。
至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争议四起时,杨静山一时风光无两。
也正是这起公共事件,促使政府主导的垃圾分类提速。2010年1月25日,广州在越秀区东湖街道启动全面推广垃圾分类仪式。
始料未及的是,分类得公司非但没有迎来发展机遇,而是当头一棒。“几乎是一夜之间,我们的垃圾桶就被收走了,没有人再提我们所做的努力。”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越秀事业部经理蓝亮说,他们曾打报告给相关部门,内容大致是“东湖街道居民垃圾干湿已分开,请环卫部门只需清运湿垃圾即可”,但报告没有批下来。
广州一位媒体人分析,分类得公司实际上触动了现有环卫体制的利益。“城市垃圾越多,市政开支就越大,利益链条就越长。”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2012年,越秀区城管局局长黄桂芳就因涉贿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据检察院控诉资料,黄桂芳利用职务便利,在惠康公司承接和经营广州市越秀区市政道路、清扫保洁服务和公厕保养服务中为其提供便利。
而曾经获得过番禺垃圾焚烧厂特许运营权的广日集团,也在舆论漩涡中被查出腐败窝案,且与涉足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有关联。
捡破烂的也能实现组织化
“能卖拿去卖,有害单独放,干湿要分开”,这句口号写在西村街15个垃圾分类服务点的铁皮屋上。“每500米都有这样一个屋子,无偿给收破烂的使用”,朱小影说,有了这样的小屋,收破烂的有了尊严,有一种被认可、接纳的感觉,而且地点固定赚钱更多了
广州在东湖街启动全面实施垃圾分类试点,分类得公司却被迫遣散员工,只剩下五六个大学生管理人员。
蓝亮正是其中一位。他毕业于广东外国语大学,进分类得公司最初负责开发网站,但对垃圾分类接触久了,他发现这才是“蓝海”。“那两三年多,公司没有业务,我们的工资经常拖几个月才发,全靠杨总个人投入。”
杨静山说,虽遭挫折,但他们对垃圾分类的商业化还是有信心,“既然有时间、有精力,我们就研究垃圾回收的流程管理和产业化设计,从居民家一直到废弃物加工企业,每个环节的情况都吃透了。”
2013年,广州城管委认可分类得模式的一位干部上任分类处处长,在他的邀请下,杨静山把团队带到了荔湾区西村街,在这里试验他三年的成果。
此前,杨静山将垃圾分类标准修改意见报送给了广州市市长陈建华,2012年陈建华在一次垃圾分类座谈会上,将分类标准凝练成了三句话:能卖拿去卖,有害单独放,干湿要分开。
9月14日,记者在西村街看到,这句口号就写在15个垃圾分类服务点的铁皮屋上。“每500米都有这样一个屋子,这是促进中心建设的,无偿给收破烂的使用”,在低价值回收物品堆放点,木材和玻璃堆成小山,堆放点负责人朱小影说,有了这样的小屋,收破烂的有了尊严,有一种被认可、接纳的感觉,而且地点固定赚钱更多了。
这也是从东湖街道探索得出的经验,杨静山说,使用下岗职工抢收破烂的生意,路子不成功,为收破烂的提供更好的服务,用利益导向联结他们才是实现他们的组织化。
在西村街穿行,169个有害垃圾回收箱非常醒目。“有害垃圾数量不会太大,所以没必要用大桶放置在地上,悬在半空中,抬头就可见,这是对垃圾分类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杨静山说。
杨静山团队最开始进驻西村街时,街道的领导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西村街一处民房后面,街道提供了两间办公室,最开始挂的牌子是: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西山项目部。
2014年年初,西村街每月废弃玻璃瓶的回收量大约是800斤,如今增长至2000多斤;同期,在整个西村街,包括废旧木料和玻璃在内的低值可回收物的回收量,从最初的每月10多吨,提升至如今的近百吨。这些都属于低价值的回收物,很少有人愿意回收,通过杨静山搭建的平台,拾破烂的能直接跟垃圾回收处理企业对接。
“西村街道办主任散步时看到堆积如山回收物,当时就给我打电话,第二天就跟我见面总结成功的经验,连续开了两天座谈会。”现在回想起来,杨静山还略显激动,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西村项目部的牌子很快就被摘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西村街垃圾分类促进中心。
2014年12月12日,西村街道与促进中心签约,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垃圾分类,广州市也出台政策给予低价值废弃物回收企业一定财政补助。记者从2014年印发的《广州市创建国家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实施方案》上看到,广州将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生活垃圾处置利用,垃圾分类投放、运输和处理将全部面向社会资本开放。
社会力量参与生活垃圾处理,在政府与公众相互抱怨中,逐步被发现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
与之相比,政府直接主导的垃圾分类,效果并不是很好。这些年,广州试图通过垃圾费征收改革、垃圾“定时定点+误时定点”投放模式等方法,“倒逼”市民进行前段分类。
“定时定点”投放是为了让居民走下楼扔垃圾,便于监督。9月14日下午,记者到广州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模式试点的其中四个街道走访,在越秀区六榕街道,小区内放置着绿色的厨余垃圾桶和灰色的其它垃圾桶,但记者发现投放情况并不理想,两桶内垃圾依然混杂。
不远处的垃圾中转站,运输车本应该分开清运这两类垃圾,但是不少其它垃圾却与厨余垃圾混合进了运输车。华乐街道、东湖街道、广卫街道情况也类似。
在华乐街道,一位居民跟记者抱怨,居委会收了垃圾处理费,却让我们从楼上下来扔垃圾,分开扔了结果又混合在一起运输。一些社区也尝试过“二次分拣”,但运行了一段时间也难以为继,广州市城市废弃物处理公咨委副主任郭艳华说,环卫工人二次分拣工作量大,经费也无法保障。
居委会、街道宣传垃圾分类也难免形式化。一位居民告诉记者,他们所在居委会有时候三个月才组织一次宣传,一般十几分钟就结束,“稍微讲几句,大家合个影就行了”。
杨静山认为,这些措施是从政府主体出发的,而垃圾分类应该是让公众潜移默化地形成习惯。
垃圾分类中的大数据
杨静山组织人力对西村730个路面商铺、机团单位的生活废弃物排放种类、数量等数据,进行摸底调查,而在日常,一线的服务队员则将各户居民的垃圾回收种类与数量详细记录。综合两项数据,便形成了整个西村垃圾产出的数据库,这亦是广州市第一个垃圾数据库
分类得的探索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广州市市长陈建华两次到西村街视察,很多街道找上门,现在已有12条街道与杨静山团队开展合作,分类得公司“收编”拾破烂的人员达到2000多人。
垃圾分类上时间徘徊不前,杨静山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分类回收前后端严重脱节。
“从环卫工人、拾破烂的到回收点,再到处理企业,之间经过了很多二道贩子的手,理论上一吨废铁价格要比同等数量的矿产价格低,但现在远远高于矿产,长此以往,处理企业没有回收的积极性。”
跟踪餐饮企业潲水油的处理过程,促进中心的人同样感到问题严重。“政府规定潲水只能由有资质的运输和处理企业运行,但广州符合条件的只有9家,每天6000吨的潲水,八九成走了地下产业链,全国其它城市同样如此。”杨静山说,很多城市只好出台政策打击,在苏州,交警还上路拦阻非法清运车,“但根本管不住”。
如果能有大数据,需求和生产对接,后期终端处理跟上,这个问题或许能解决。
杨静山组织人力对西村730个路面商铺、机团单位的生活废弃物排放种类、数量等数据,进行摸底调查,逐步厘清各单位、各类型垃圾的产出情况与流向。而在日常,一线的服务队员则将各户居民的垃圾回收种类与数量详细记录。综合两项数据,便形成了整个西村垃圾产出的数据库,这亦是广州市第一个垃圾数据库。
比如,今年6月,促进中心数据统计显示:西村街辖区共产生生活垃圾62.21吨,其中居民垃圾占61%,机团单位垃圾占30%,马路垃圾占2%,低价值资源占5%,高价值资源和有害物质各占1%。
对“地沟油”“潲水油”问题,分类得公司也用大数据呈现,西村街登记在册的饮食店共有149家,正常营业138家,平均每月生产厨余垃圾约105.8吨,其中流入非正常途径处理80.7吨,据此计算,只需培育4至8家潲水回收单位,以“定时定点”方式收运即可。
从政府层面,市、区、街道并没有垃圾分类处理结算平台,“理论上讲,街道分类回收一吨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就少处理一吨,这部分财政资金应该补贴给街道,但全国都没有这样的结算中心”。
在与街道合作过程中,蓝亮发现一个很苦恼的事:一谈合作,街道就要把全部垃圾交给分类得,要求分拣后再把厨余垃圾还给街道环卫部门。这是因为政府考核时,哪个街道清运的厨余垃圾多,那个得分高。“他们并不关心居民垃圾分类,而这,才是基础”。
记者采访前不久,这样的想法和设计得到了一家央企的青睐,双方已经达成合作协议,前者将出巨资打造城市矿产交易平台和结算中心,并根据大数据建立循环产业园,涉及有害物质处理、建筑余泥处理、废旧纺织处理、食品餐饮生化处理等。
这样的想法得到广州市政府认可。市长陈建华曾公开表示,广州会搭建“城市矿产”交易平台,构建立足全省、辐射华南、面向全国的销售沟通渠道,在三年内将创建10个循环经济示范园、20个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和10家再生资源回收和开发利用龙头企业。
“未来,城市的保洁模式将会逐步过渡到资源化处理模式。”杨静山说,这不仅要通过市场化手段让公众养成习惯,还要调整现有的城市管理体制,“以前很难,但垃圾围城已与改革短兵相接了”。
正如广州市市长陈建华所说:垃圾分类是一场革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