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中国制造的关键是突破技术瓶颈，技术创新没有浪漫曲，这是个无捷径可循的艰苦历程，有赖于国家研发强度和企业研发强度的持续提高，有赖于企业建立并强化研发是生存之本的意识。正如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所言：“靠毛巾拧水拧出利润是迫不得已，是挣扎，必须在关键领域有核心技术。”
“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在2015年5月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中，中国国务院对制造业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宣布“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此时，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已经5年。
1990年，在改革开放12年之后，中国制造业产值仅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3%，同时中国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0%，这一令人尴尬的数字反映了中国工业基础的孱弱。经过一代人努力，201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9.4%，并且超过美国的18.2%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中国制造的崛起震动了西方世界，成为其重振制造业的催化剂。奥巴马在其国情咨文中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指美国)不可能在一场制造业危机之后还能保持优势，美国必须奋起直追。
英国已无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来自英国的观察要冷静得多。《金融时报》资深记者彼得·马什在其出版于2012年的《新工业革命》一书中认为：中国赢得了制造，但失去了研发。
他分析说，中国制造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强大，中国制造规模巨大的关键因素来自其人口，占世界制造业19.4%不过与人口比例基本相当。更重要的是，由于研发能力薄弱，中国庞大制造业产值只能带来有限的实际价值。例如，一台iPhone的出厂价179美元(产值)，但中国工厂仅拿走6.5美元，因为IPhone零部件来自日韩德等国，中国只是负责组装。Iphone出口到美国后，售价500美元。多出的321美元，一半为渠道商所得，一半变成苹果公司利润。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对此有清醒认识，《中国制造2025》中写道：“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品档次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信息化水平不高，与工业化融合深度不够;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不足。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
显然，升级中国制造的关键是突破技术瓶颈，技术创新没有浪漫曲，无法靠×××思维立地成佛，这是个无捷径可循的艰苦历程。
在关键技术的赶超上，中国有过走自力更生的原始创新之路，还是效法日韩，走引进吸收再创新之路的争论，后者很快占了上风，但30年实践下来，各行业的结果大相径庭。有的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比如相当部分的装备制造业;有的高举市场换技术大旗，但让出了市场却没换来技术，比如汽车;有的历经曲折后终于进入良性循环，比如核电;有的虽有争议，但的确在短期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比如高铁。
高铁是中国制造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代表作。高铁的跨越式发展，得益于国内轨道交通行业此前的技术积累、强有力的单一引进主体、科研攻关的举国体制，以及对庞大国内市场的成功利用。
此外，技术接收平台、即南北车两大央企的高比例研发投入也是关键。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郑刚在其论文中指出，日本和韩国每花1块钱引进技术，就要花5-10块钱消化吸收;中国以汽车工业为代表，在很长时间内，花1块钱引进，只花7分钱消化吸收。但在发展高铁时，这个比例达到了1：3，1块钱引进，3块钱消化吸收。到2011年，北车集团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了5.1%，南车集团更是达到了5.6%。
但是，中国已找不到第二个行业来完整复制高铁经验，因为铁路是中国最后一个政企合一行业， 在民用领域，铁道部(现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是中国唯一的全行业单一设备(列车)采购主体。
因此，中国电信[微博]行业在移动通信标准制定上的翻身仗，对中国制造业其实更有借鉴意义。可以说，从2G到5G，中国企业在标准制定中从完全没有发言权到主导者的蜕变之旅，体现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技术突破理想路径。
中国自主3G标准TD-SCDMA在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巨大争议，但事实证明，没有3G的蹒跚学步，就没有4G的积极主动和5G的主导地位，下游厂商也无法从无到有形成产业规模。
中国的电信和铁路企业都有庞大国内市场可资利用，但电信和和铁路的不同在于，中国电信市场早已是多家运营商竞争的格局，信息产业部虽然力挺国产标准，并强令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微博]运营国产标准，但无法也从未打算用一个标准统一市场。国产标准必须面对主流标准的竞争，这倒逼相关企业(运营商+设备商)完善技术，建立产业联盟。他们清楚，在强大的压力下，如果自己是扶不起的阿斗，那政府早晚会放弃支持。
所以，在移动通信市场上，政府起了关键的启动和引导作用，但市场规律也始终在发挥作用，并且归根结底，企业是决定性的因素。
从1997年中国参与3G标准至今，18年来，多家中国电信设备商和运营商成长为行业排名前列的国际巨头，其中华为中兴等设备商的海外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国际市场上，他们面对的是完全的市场竞争。
以营收计算，2012年起华为已是全球电信设备企业的第一名，其中70%以上来自国际市场，2014年，华为在利润上也追上了自己的对标企业爱立信[微博]。这一成就弥足可贵，因为只在国内市场坐大而未经国际竞争历练，就算不上真正的成功。
华为的成功源于持之以恒的技术投入，从创立之初起，华为就制定了研发投入不低于营收10%的制度。目前，华为全球17万多名员工中有将近一半是研发人员，2014年，华为研发支出408亿元，研发占比14.2%。
研发投入占企业营收的比例，被称为企业研发强度。研究表明，研发强度小于1%，企业难以生存;达到2%，企业可以勉强维持;达到5%，企业竞争力方有保证。在主要发达国家，企业平均研发强度普遍在2%以上。其中日本3.57%(2009年)，美国2.93%(2007年)。
2011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营收2000万元以上)的研发强度仅为0.93%，设立研发机构的只占19.8%，这一数据说明，整体而言，中国企业尚未建立研发是生存之本的意识。
事实上，华为在中国企业中实在是凤毛麟角。哪怕是与华为齐名的联想集团[微博]，研发强度也只有一年达到2.6%，其余年份均低于1.9%。过去10年，联想累计研发投入44.05亿美元，尚不及华为去年一年的研发支出。
这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华为的路越走越宽，而联想的日子却越过越紧。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感慨说：“靠毛巾拧水拧出利润是迫不得已，是挣扎，必须在关键领域有核心技术。”
华为的成功不仅来自技术突破，还来自企业管理水平的突破。华为2014年轮值CEO郭平曾在当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总结：华为之所以能从2005年之前的偶然性成功，到近年来的必然性成功，是因为华为自1999年起与IBM[微博]等顶级咨询公司合作，耗资几十亿美元，系统引进了先进的管理软件和管理方法，并恪守“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管理变革指导思想。
这也能够解释，为何许多企业尤其央企，研发费用快速增长，但研发产出却不能同步增长。
与企业研发强度相对应的是国家研发强度，这是指一国研发支出占该国GDP的比重。中国这一指标在过去十年有了长足进步，2013年首次突破2%，与多数发达国家差距已经不大。目前的问题，一是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二是管理水平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结构方面，目前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已超过3/4，但企业研发投入几乎全部用于产品开发，用于基础研究的只有3%(2011年)。但是，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产品须在基础研究储备中提取“资本”，大部分难以解决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往往都能在基础研究领域找到答案。没有基础研究打底，开发层面也难有大的突破。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企业的专利拥有现状上。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已有飞速增长，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2012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但是，中国的专利以技术含量不高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为主。2012年末，中国发明有效专利占国内全部有效专利的比例仅为15.7%，世界排名前十位国家的平均水平为83.5%。
市场失灵本该由政府之手来矫正，但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恰恰不足。高校与科研院所所获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R&D经费中的占比长期徘徊在5%左右，发达国家基本保持在10%以上，其中美国在18%左右，法国、瑞士等欧洲国家超过25%。
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能力的形成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欧美自文艺复兴以来有近五百年的科学传统，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有近150年的科学传统，这些传统直接对应在了各国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上，反映了各国的科研实力。
自1901年颁发首届诺贝尔奖至2014年，世界各国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的共有 588人，其中美国占45.4%，美英德法四国占75.5%。日本16人获奖，和瑞典并列第五。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尚无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1960年代末，日本在二战废墟上重新崛起，并在大多数重要行业的技术水平上都赶上欧美，终于实现了百年来的夙愿。《中国制造2025》制定了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的目标。站在历史的维度，这个看似长远的目标，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一个时间紧迫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