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国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高端装备制造业也在高铁的带领下先行抢跑，成为名副其实的装备制造强国。
当前,中国进入了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为特征的三期叠加时期,经济发展走进新常态。面对内需乏力、产能过剩、结构性调整迫在眉睫、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局面,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应运而生。“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已在高铁领跑下先行,正逐步地改变着世界。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中国经济在各项改革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发展方式集约保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转向新增长点。由此,看似牢不可破的行业格局也因时而变—中国制造业的光芒正悄然褪去,代替它的,是高端装备、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的蓄势待发。而放眼全球,多数国家经济也陷入了困境。正所谓“独木不成林”,值此之际,中国只有牢牢把握住转型发展的大好机遇,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才能踏上真正的复兴之路。
绚丽中国,华彩世界
当前,中国进入了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为特征的三期叠加时期,经济发展走进新常态。面对内需乏力、产能过剩、结构性调整迫在眉睫、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局面,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走出去。一方面,通过资本输出,有助于输出国内过剩产能,腾出产业升级改造的空间;另一方面,将外汇储备用于国外投资,可以充分利用外储资源,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从外部环境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国内建设资本依然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仍欠缺,对国外资本有较大的需求。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4年四季度,中国经常项目顺差3751亿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5595亿元,国际储备资产减少1844亿元,长期以来的双顺差局面被打破。又据商务部数据,201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195.6亿美元,对外投资规模在1400亿美元左右(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大约高于中国利用外资200亿美元。2014年中国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规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随着“一路一带”的提出并实施,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呼之欲出。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战后进行产能输出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及其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又名欧洲复兴计划,该计划旨在为二战后的西欧一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恢复西欧经济。它的提出有着极为严峻的现实条件:二战后,西欧国家的基础设施受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外汇储备在战争中使用殆尽,失业率高,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困难;美国本土未受到战争破坏,并在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战时的需求极大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在战后随着军工需求的锐减,美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的威胁。在计划期内,西欧各国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 、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其中90%为赠款、10%为贷款。在对西欧的全部援助中约有88亿美元用于采购货物,包括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马歇尔计划使西欧在较短的时间内将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经济复苏为美国产品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消化了战争期间制造的大量产能,美国股市开始了20年的大牛市。它还使美元成为西欧各国通用的结算货币,为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奠定了基础。
此外,日本的经验也值得借鉴。
在1955-1973年间,日本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8%,而在同一时期,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美国、英国在3%上下。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在1968年达到86.8万亿日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1970年初,伴随着国内产能过剩,日本对外投资蓬勃发展。1979年,日本民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46.9亿美元,比1975年增长近12倍。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资本输出继续大幅度增加。到1988年,日本在国外的投资总额达到35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上世纪70到8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从以资源密集型产业(矿业)为主向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为主再向以重化学工业为主的结构转变。20世纪80到9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电气机器工业和运输机器工业两大部门。总的来看,日本将国内过剩产业和夕阳产业逐渐向海外转移,为国内朝阳行业和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对中国来说,中国GDP早在2010年就已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末,中国名义GDP为9.24万亿美元,美国为16.8万亿美元,中国的GDP相对美国的比值已经达到55%。而日本经济在处于顶峰的1989年,日本与美国的GDP比率为53.3%。可见,在经济实力方面,中国完全有能力实施走出去战略。
而且,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对双方来说是种共赢的选择。首先,中国企业可以在国外市场进行投资和兼并重组,以将部分产能(如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化工)输出国外。其次,中国企业在国外进行工程项目承包,使用的设备、材料可以是来源于国内的产品。再次,中国可以利用外汇储备为国外企业提供股权和债权融资,获得更高的收益和更长远的利益。最后,中国央行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业务不仅能够便利双方的投资与贸易往来,也有助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于被投资国来说,来自中国的投资有助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更便捷地获得所需资金技术,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与原版的“马歇尔计划”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它并不以控制他国为目的,动力主要源于企业自身对外投资的市场动力和被投资国的需求,国家政策只是背后的一个推力。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企业也注意履行在所在国的社会责任,例如,中铝集团在秘鲁的铜矿项目开工前先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解决困扰矿区居民的水污染问题,斥资2亿多美元为矿区建设系列现代化城镇设施。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GDP的增速没有了往日的辉煌,甚至仍存在下行的压力,但是,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和“两行”的设立,中国经济会更好地融入世界,来自中国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会为新兴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注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会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联系,会为世界经济的复苏贡献中国的力量。与资本输出相伴而来的,是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和更为广阔的海外市场,这将有助于中国早日走出“三期叠加”的困境。
高端装备产业 先行:高铁领跑,做强指日可待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得到了迅猛发展,2013年其产值已位居世界第一,超过全球规模的1/3,突破了20万亿元。2008-2013年,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年均增长率17.5%。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装备制造业大国。但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业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产值占装备制造业比重仅10%,大幅低于《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的到2015年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值达到15%。装备工业增加值率26%,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6-8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急需进行量变到质变的转变。
目前制造业的镣铐仍然束缚着中国经济,去产能化的过程持续进行,国内对装备产品的需求不会大幅提升。出口即国外的需求同样面临着发达国家去杠杆、汇率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困境。在内忧外患的今天,走出困境最优解还是“一带一路”和双边多边自贸区,以拓宽贸易金融市场区域。而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新一轮改革政策的红利正在逐渐释放,装备工业将萌发新的动力与增长点,高端制造的出口也将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常态。多部委已经联合打造出中国制造强国的“三步走”战略:到2025年,进入世界装备制造强国第二方阵,部分优势产业率先实现又大又强;到2035年,位居世界装备制造强国第二方阵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装备制造业强国;到2050年,进入世界装备制造强国第一方阵,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装备制造业强国。
在这一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领域已经率先实现重大突破。从2013年10月开始,李克强总理就开始了自己的“高铁外交”,2014年以来,总理的“高铁外交”更是密集,已分别向泰国、澳大利亚、中东欧、非洲、英国、美国、德国等地推销过中国高铁,与多国签署高铁合作项目。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步入了快速成长期。从技术上看,中国高铁技术在高铁工程建设、高速动车组研发制造、系统集成以及运营管理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技术体系。从成本上看,中国高铁的加权平均单位成本普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1.5亿-2亿元,其中时速350公里的项目为1.29亿元/公里,时速250公里的项目为0.87亿元/公里,中国高铁成本优势巨大。从经验上看,目前中国是高铁建设维护经验最丰富的国家。这三个维度形成了李克强总理在进行“高铁外交”时的“高铁三论”,即技术论:技术先进、安全可靠;价格论:价格低,性价比高;运营论:运营经验丰富。随着“高铁外交”的进一步扩展,中国企业有望得到更多的海外订单。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业正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它将同时推进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相信在“一带一路”战略方针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产业政策的推动下,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步伐会日益加快。未来,中国在高档数控机床、电力装备、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航空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若干关键领域均会实现重大突破。“一带一路”战略下,先行的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正在逐步地改变着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