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肇庆养了2000多头猪的老廖越来越感到担忧。猪可能生几十种病，给猪打针、灌药对老廖来说稀松平常。但药的效果却越来越差，老廖只能给猪打更多的针，灌更多的药。
“兽药经常打得多到我们自己都怕。”老廖说。他的担忧已经体现在科学家绘制的地图中，引起了更多人的担忧。
最近，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应光国课题组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13年中国抗生素使用量惊人，一年使用16.2万吨抗生素，约占世界用量的一半，其中52%为兽用，48%为人用，超过5万吨抗生素被排放进入水土环境中。
课题组对中国主要河流做了10年调查，根据58个流域各类抗生素的使用量、排放量等，绘制出了抗生素污染地图。这一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美国的《环境科学与技术》上，它是国际环境领域中最重要的专业刊物。
从污染地图颜色可以看到，广东、江苏、浙江、河北等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颜色较深，意味着是污染重灾区。在人口较密集的东部，抗生素排放量密度是西部流域的6倍以上。
应光国说，与国外相比，中国河流总体抗生素浓度较高，测量浓度最高达7560纳克/升，平均也有303纳克/升，意大利仅为9纳克/升，美国为120纳克/升，德国20纳克/升。排放强度上，珠江流域、海河流域、长江下游流域为中国最高，珠三角、京津冀部分地区的抗生素年排放强度为79千克/平方公里至109千克/平方公里。
专家介绍，环境中抗生素的来源包括生活污水、医疗废水以及动物饲料和水产养殖废水排放等，而养殖业滥用抗生素是最主要来源。
“一些养猪场，尤其是上万头的大型养猪场，在猪的饲料和水中加入各种各样的抗生素。我们在一种饲料中查出了十几种抗生素。如果是出于预防，加一两种就够了，却加入十多种，非常可怕。” 应光国说。
此外，医疗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在中国也非常普遍。应光国介绍，目前对大医院中抗生素使用的控制相对较好，但中小医院、药店以及畜牧养殖业则基本没有控制。
一些医生极度依赖抗生素。大量使用抗生素很容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利益驱动，以药品的高利润拉动医院的经济效益。在医院的药品销售中，抗生素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应光国称，尽管近年来中国在大城市和一些主要医院加强了抗生素药品的规范管理，但整体滥用的趋势并没有根本扭转。中国人均抗生素的使用量是西方国家的5到8倍。
他说，虽然环境中的抗生素残留进入人体并没有直接危害，但抗生素滥用、抗生素环境污染的真正危害在于加剧细菌耐药性。
专家表示，引发极大恐慌的“超级细菌”即“多重耐药菌”的出现，已被证明与环境中抗生素污染并杀死微生物群落有关。
传染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说，滥用抗菌药将导致耐药菌肆虐。一旦广泛耐药发生，即使是剖腹产、髋关节置换术等常规手术，患者死于手术并发感染的风险将倍增。
受害的首先是儿童。今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江苏、浙江、上海等地1000多名8至11岁在校儿童进行尿液检验，结果显示：近六成儿童的尿液中含有抗生素。
耐药性是目前全球最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年发布的报告称，抗生素耐药性细菌正蔓延至全球各地，情况极为严峻。
应光国说，此次研究为中国制定控制抗生素滥用、环境抗生素污染，以及避免细菌耐药性和耐药基因的进一步传播等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理论支持。接下来会对抗生素污染处理技术做进一步研究，制定抗生素控制标准。
国家卫计委已发布有关抗菌药物的管理办法。2012年8月1日起实施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更是被称为“史上最严限抗令”。将抗菌药物分为非限制使用、限制使用与特殊使用三级管理。其中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医生的开药权限。严重违规使用抗菌药物的医生将被吊销执业证书。
专家指出，最关键的是要严控产销环节、管住暴利驱动下有法不依的交易。首先，仍然从改革以药养医入手，割断医院和药品的利益联系。其次，提升国民卫生素养，自觉抵制滥用药物的陋习。严格执行处方药物管理法律法规，对乱卖处方药物的药店及乱开抗生素药的医生予以严惩。另外，要借鉴欧盟国家有关全面禁止在饲料中添加任何抗生素的做法，尽快出台相应规范，对种植业、养殖业使用抗生素的情况进行严格限制，从源头上予以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