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必须要有实质性，不能说讲几句概念性的话就可以”、“降低审批难度可以让绿色项目通过比较快，这未必需要钱”、“如果一下子把这些‘两高一剩’的企业都关掉，经济下行的压力会非常大”。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绿色金融与绿色经济发展”专题高峰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讲述了绿色金融的国际趋势与中国实践、绿色债券市场的风云变幻。
应该强制性要求信息披露
关于强制发行主体披露发债信息，马骏认为，披露是一个国际大趋势，国际上已经有20个证券交易所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信息，而且这个披露必须要有实质性，不能说讲几句概念性的话就可以，必须要把所投资的项目，排放多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今年是多少，明年有没有减排;在减排方面投资了多少，把比较详实的定量化的数据披露出来。
“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能力建设的问题，有的企业说我不会算，我自己排放多少，我都不知道。如果说你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你就会把这个事情拖的很长。到目前为止，只有20%左右的上市公司做了一定程度的披露，还没有很详细定量化的披露。”马骏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有强制性的要求，使资本市场可以获得充分的关于企业环境表现的信息，根据这些信息进行判断。
他举例，有很多投资者想投绿色企业，但是没有信息，投资者就不知道投那一家。但是有了这个信息，投资者就可以把绿色企业挑出来，将更多的资金支持绿色企业，使这些企业的市值、市盈率可以上升，降低融资成本。
因此，信息披露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让更多的资金可以投向绿色产业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不过，关于具体如何改，如何披露，他认为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比如，有的国家是交易所自己制定规则强制要求。对中国而言也有几个选项，可以是政府的监管部门出 相关规定，甚至是立法层面进行强制性的披露。就在最近一个时期，正在修订证券法，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契机，修订证券法的绿色金融工作小组专家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把强制性的上市公司披露要求可以写进来，修改到证券法当中。
政府支持未必是要政府掏钱
关于《贵阳共识》中提出到，政府投入规模占比是10%-15%，未来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本去投入，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平衡问题。马骏认为，政府主导未必是政府资金的主导。
比如，政府要发挥作用，规则制订就是政府要发挥得作用，以绿色债券为例，如果说政府不出面，对绿色债券进行分类的话，什么人发行的债券都把自己称之为“绿色”，这对市场来说就是非常混乱的信息。如果政府可以在制订规则方面发挥作用，可以降低协调成本。
关于政府提供激励机制的作用，他认为，激励机制可以是财政的，比如财政贴息，财政提供一个对“绿色”的担保，但是未毕一定要政府掏钱。比如，政府过去在审批战略的时候，有一些时间是比较长的，降低审批难度可以让绿色项目通过比较快，这未必需要钱，但这也是对绿色项目进行支持。
还有鼓励创新，很多产品是有先有后的，能不能在绿色领域，优先让金融机构和绿色企业进行创新。所以政府支持未必意味着政府要掏很多钱。比如，刚刚讲到的立法，如果说有对管理信息披露的立法、有对贷款人环境责任的立法、有强制性绿色保险的立法，这些立法本身虽然不需要花政府财政的钱，但是可以引导金融机构把 更多资金向绿色项目方面投资。
法律约束强化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意识
“当然这里面有能力建设的问题，你到底知不知道他的排放量是多少?如果说银行能力比较强，他有一套完整的项目环境影响评估体系，他可以清晰准确的计算出这个项目的排放等等，但是如果说这个信息和本身能力有限的话，这样的指引实际的效果就会打折扣。”关于污染型的企业，马骏认为，总体性的原则是抑制污染型的投资，在过去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指引，对“两高一剩”产业银行要减少和限制对他们的贷款。
他认为，各种法律约束来强化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意识。“刚刚讲到的一个是对贷款人的法律，银行环境法律责任还有现在信息披露，以及预测和债券。这是对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一种激励机制，这是正向和负向放在一起的激励 机制，如果说你把很多资金投入污染型行业，你面对的法律风险就会很大，为了避免这些风险，这些金融机构就会减少对这些行业的投资。”他认为，相反在绿色行业当中，环境的法律风险就会很低，投资者就会愿意多投。
国家是不是真的补贴重污染和过剩产能
关于“国家是不是真的对那些重污染和过剩的产能进行补贴，未来会不会限制一些过剩和重污染的产业获得金融支持”问题。马骏认为，其实限制“两高一剩”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是具体操作上还有一些问题。
比如，某地方政府非常依赖于某个企业创造就业，如果说马上把这个项目停下来，造成很大的失业，导致社会问题怎么办?这方面的压力和阻力一定要考虑到。因此，很多转型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他认为，最关键的，恐怕不在于你是不是马上把项目完全停下来，而是如何帮助这些污染性的企业找到转型和生存的机会。如果一下子把这些“两高一剩”的企业都关掉，经济下行的压力会非常大。所以，如何抑制污染型企业的同时可以创造更多绿色增长型的机会，这才是转型的更为现实的道路。
“关于补贴，得问财政系统的专家，我记得好像有专家研究过的，就是外国人指责对各种各样产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补贴指责是不切实际的，这个算法非常的复杂。有一些东西是把非财政的补贴，各种各样的政策支持都折算成财政了。”马骏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