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不到两千字的公告中，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强调“高度重视经济下行压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增加公共支出”“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
投资刺激又重来
预计2015年要完成7%的GDP目标，基建投资增速至少要达到25%，规模达到14万亿，这意味着后三个季度的基建投资将较一季度明显回升。其中“铁公基”和水利环保是主要增长点。预计2015年交通运输投资达5.6万亿，增速为30%，其中铁路投资1.1万亿、公路投资3.3万亿。水利环保和公共设施5.7万亿，增速约为25%，其中水利投资约为7500亿-8000亿，环保300亿，相应的公共设施投资为4.6万亿。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约2.6万亿，电力热力为1.9万亿，燃气为3000亿，水生产和供应为3400亿。 事实上，基建对于经济体是十分重要的，投资基建，可以促进制造、服务和贸易发展。新的基建可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力，和创造经济机会以消弭所得不平均。所以古往今来，每到经济发展路途坎坷、成长受到窒碍，投资基建以拉动复苏，就变成可靠的选择，尤其是无奈中的希望。
目前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缓慢增长时代，其特点是很多经济体陷于中速增长，同时面临低通胀和低波动的局面。在此阶段，各大经济体都在进行结构性改革，并以审慎政策保证经济平稳。
对中国而言，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出口、投资)中，由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没有出台，居民社会保障水平难以在短期内显著提升，消费增速短期内仍将难有显著改善;而欧元区经济复苏前景依然暗淡，日本经济再现衰退，中国的出口形势依然难言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微刺激”的投资就成为政策制定方的不二选项。固定资产投资之中，制造业投资低迷已久，地产投资在2014年加速下行且今年也无法好转，能够寄予厚望的就只剩基础设施投资一项。从中长期看，随着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行以及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至适当区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纵观2015年，改革红利释放、基础设施投资支撑、服务业投资发展壮大将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的有利因素。
实际上，可以这样说，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可在相当程度上抵消房地产投资疲弱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仍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城镇化建设将催生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粮食仓储设施，高速铁路、机场、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轨道交通等公共设施，以及养老、教育、医疗等公用事业设施，仍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因此，基建投资从长远来看也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一直以来，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角，但不能忽视的是，这种增长模式会带来一些问题。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来拉动经济增长，但这种依靠基建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沉疴不少，忽视了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日后通胀、银行还账以及财政支出加大等问题，需要我们及时总结与反思。
本轮投资充满新意
从十八大以来基建的思路上看，有和过去类似的地方，依然是搞“区域振兴”，核心的就是一带一路、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尤其是一带一路，内外联动。但与2008年基建拉动经济有很大不同。当时在项目选择上，诸多项目是为稳定信心临时上马的，具有盲目性。本轮刺激计划有很多项目储备，而且更加倾向于节能减排与民生工程，只需加快审批便可既稳增长，又调结构。同时更充满新意，一是更加注重“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投资，二是融资方式上更加依赖社会资本，通过PPP和城镇化基金弥补资金缺口。
展望未来，二三季度经济仍有内生下行压力。首先，尽管货币宽松，但货币政策机制传导不畅，实际利率依然高企，私营部门很难有内生的资本开支动力。其次，尽管支持地产政策频出，房地产销售也似有回暖，但可持续性尚待观察，高企的待售和在建面积意味着房企短期内还将继续去库存，投资反弹至少也得在今年三季度以后。再次，过去房地产和基建繁荣留存的过剩的重工业产能将长期面临去化压力，进而制约资本开支。最后，制约出口的实际有效汇率攀升、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全球贸易再平衡等内外部因素短期不会有改变。
从长期来看，最终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要转到消费，这将牵涉到一系列改革，如城市化、收入分配和服务业发展，也将决定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此，必须警惕的是，不能让本属“托底措施”的政策被高度依赖。稳增长不能重现4万亿强刺激的投资计划，相反，应更加重视投资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撬动作用，未来投资方向应主要放在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环保以及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等方面。
更重要的是，在投资上，中央和地方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切实贯彻落实“新非公三十六条”及各部门出台的42个细则，放宽垄断部门的准入门槛，同时逐步改变民间资本收益预期，创造民间投资需求。完善公共事业价格政策，调动民间资本参与投资经营的积极性。
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增加到4776亿元，但政府不唱“独角戏”，要更大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更多领域。
而这也正是本轮基建投资刺激与4万亿最大的不同之处。
事实上，相关引资政策接二连三。2014年11月底，国务院印发《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即民资39条)，鼓励民资参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建设。
在那之后，围绕PPP(公私合作模式)的政策文件接连出台。2014年末，财政部发布《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2015年1月19日，该部又发布《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管理工作的通知》，并附《PPP项目合同指南(试行)》，发改委则发布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试图为民资进入扫清政策障碍，增强民资进入信心。
同一时期，发改委还放开了24项商品和服务价格，包括民航货运价格、部分民航客运价格、部分铁路运输价格等，铁总则放开了城际铁路、市域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和支线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吸引民资。
可以说，投资主体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将为中国经济未来的稳健增长和常态化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