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水十条”的发布，不少煤化工项目想取得路条可能会变得更加艰难。与此同时，在行业不景气的夹迫下，投资者的热情也大幅减退。
高耗水、高排放一直令煤化工被人诟病，也成为国家煤化工项目发展的阻力。随着《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水十条”)的发布，煤化工的环保转型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
不过，连续出台环保政策，对煤化工从业者来说，并非什么利好消息。
煤化工自身是高耗水行业，但众多煤化工项目往往坐落于水资源相对匮乏的内蒙、陕西、宁夏等地区，煤炭资源与水资源呈逆向分布状态，水能问题十分突出。另一方面，煤化工在生产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废水、废气和固废，更使其遭受质疑。
然而，由于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的地位难以撼动，在经济增长下滑的时期里，煤化工依旧是资源大省试图提升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随着“水十条”的实施，煤化工产业将何去何从，成为了这个产业必须面临的拷问。
“水十条”冲击
“新政策产生的影响比较大”——新奥能源化工集团技术总监黄安鑫的观点，是许多煤化工从业者自“水十条”发布后，共同感受到的观点。
这种影响主要是指环保问题给煤化工企业带来的治污成本。长期以来，煤化工的污染问题一直困扰着企业、环保官员以及项目所在地周围的居民。
新奥能源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侯祥生告诉《能源》记者：“煤制气的主力炉型鲁奇炉现在正广受诟病，这是由于鲁奇炉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COD，此外，煤化工生产过程中会产生重金属，污染当地土地，煤化工排放废水会令水含盐量过高，使水无法再被牲畜饮用，也无法作为农业用水。”
关于煤化工的污染案例已屡见不鲜。绿色和平组织气候与能源项目负责人马文对《能源》记者表示，过去两年，绿色和平调查员先后多次对大唐克旗煤制气示范项目进行及了实地调查和取样分析。调查发现了煤化工项目存在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例如，大唐集团克旗煤制气项目利用渗坑向沙地偷排有毒有害污水，利用蒸发塘贮存大量难处理的工业废水，并且长期超标排放烟气污染空气。其次，神华集团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在鄂尔多斯的煤制油项目存在抽取地下水资源，造成地下水位下降与水体污染的问题。
现在，更加严格的政策给煤化工企业带来了运营成本的压力。原本油价下跌与煤炭行业的不景气本已对煤化工产业产生了压力，现在，新的压力则来自于环保。
煤化工技术比较成熟，工艺简单，其生产成本并不高，但是相比之下其水污染处理技术成本高昂。据卓创资讯吴婷介绍，其废水中含有大量的酚、氰、油、氨氮等物质。综合废水中的氨氮一般在200-500mg/L。废水中的有机物也包含酚类、多环芳香族化合物等，难以降解，且废水中成分复杂，处理工艺不同，处理是很困难的。
延长石油化工设计院副院长齐永红告诉《能源》记者，该公司旗下的榆林的煤油气综合利用废水近零排放项目投资达到近3亿元。
而“水十条”规定，到2020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水资源的难题已经非常紧迫。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今年3月在内蒙调研时提出：“没有拿到路条的煤化工项目，要充分考虑水资源支撑问题。”
煤原料制相同化工产品的水耗比石油化工高几倍甚至几十倍。随着“水十条”的发布，不少项目取得路条可能会变得更加艰难。
这背后是我国水与煤之间的尖锐矛盾。发展煤化工离不开煤炭，而我国煤炭资源大多分布在缺水地区。过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杨友麒教授在参加《能源》杂志举办的煤化工水处理研讨会上曾表示：“中西部地区煤资源占全国58%，而水资源仅为全国的10%;新疆、云贵地区可以达到世界1/4，其余主要煤产业区人均水资源只有全国平均的1/2到1/4，即世界平均水平的1/8到1/16。在我国煤炭资源与水资源呈逆向分布的特征下，煤化工产业可能出现水资源供需失衡的风险。”
从环境治理的角度来看，“水十条”确实对煤化工的节约用水及污染控制起到了约束作用。“过去，由于用水指标相对宽松，水价又相对便宜，企业愿意尽可能多申请水指标，很少有人愿意把资金投入到污染治理当中。现在，这一情况正在改变”，侯祥生说。
一般来说，大型煤化工企业会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对煤化工污染进行治理。对小企业来说，难以逾越的治污成本鸿沟使小企业直接成为了行业的淘汰者。卓创资讯分析师吴婷表示，污染治理的加强使煤化工面临的生存压力加大，在行业景气度偏低，环保成本的增加，企业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窄，部分小企业不堪压力，退出市场。
尽管大多数专家认为水十条更像是一把行业的枷锁，但不少业内人士还是对其表示了肯定。“水十条对煤化工产业起到了遏制作用，但是，这种遏制并没有错。没有技术，就不要再上马煤化工项目了”，侯祥生表示。
产业转型
煤化工是带动资源大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据亚化咨询的相关讯息显示，2015年上旬，资源大省陕西、内蒙、宁夏、山西等地的煤化工项目相继加速上马。
然而，煤化工加速上马的背后，煤化工产业面临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种矛盾，是政府与从业者必须解决的一道考题。
在采访过程中，“技术创新”是侯祥生不断提到的词。在他看来，企业是污染主体，谁污染谁治理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环境责任。目前，许多煤化工企业都采用了不同的技术路线以治理污染。
神华煤制油项目的偷排污水受到绿色和平组织曝光后，神华集团采用了项目周边已开采的露天矿坑及矿井疏干水作为阶段性替代水源，并配套建设相应的净水厂，目前基本做到近零排放。新奥也将超临界技术应用于其项目当中，效果明显。
但在行业不景气的时期，由于面临较高的治污成本，企业的积极性并不高，投资者的热情也会减退。应对经济增长与煤化工污染问题之间的矛盾，需要经济杠杆撬动煤化工产业转型，这是侯祥生及多数从业者普遍认为的有效途径。
我国对煤化工的环境监管一直以来以行政手段为主，发现污染，处以罚金或予以关停。但这种手段始终效果有限。今年1月，史上最严格的新《环保法》出台，赋予环保部门对污染企业关停的权力，但部分企业利用监管漏洞偷偷排放的现象屡禁不止。
据了解，今年1月，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一家煤化工企业由于水污染问题多次被省、市、县三级环保部门下发的停产通知，并处于罚金。但据长武县环保局负责人透露，直到今年4月，这家企业仍在生产，而且罚金也分文未缴。
在行政手段之外，更行之有效的恐怕还是经济杠杆。侯祥生认为，首先应对于水价宏观调控。“我国工业用水价格过于便宜，大部分地区工业用水价格6元/吨上下，这导致了企业倾向于多申请用水指标，而不对水污染进行治理。如果能将水价调整到20元/吨左右，企业会有更大的意愿去投资污染治理，而不是胡乱申请用水指标。”
其次，应该对水资源定价机制进行改变。“我国部分地区实行的阶梯水价制度也应该被用去煤化工产业所覆盖的区域。提高工业用水价格的同时，相对降低居民用水价格，并且用的多，价格越高。”侯祥生说。但目前状况是，在很多煤化工富集地区，这种阶梯价格尚属空白。
另外，煤化工发展应当因地制宜。卓创资讯吴婷告诉记者：“所谓因地制宜，是指在煤炭资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水资源、交通条件及环境容量等多方因素。”
新奥在达旗与滕州两地煤化工项目的反差即是最好的案例。“达旗一吨煤400元/吨左右，而滕州由于要将外地煤进行运输，因此煤成本要达到700元/吨，达旗项目盈利远远超过了滕州。”侯祥生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