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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法官全部合格需5年

   2015-06-18 中外对话 3220
核心提示: 这个水源地名为红枫湖,是贵阳市最重要的水源地,前些年出现了红藻。主要污染源在贵阳辖区以外一个名为平坝的县城。那里有一个老的国有化肥厂,生产磷铵化肥,并产出一种副产品磷石膏灰。

在习近平“宁要青山绿水,不要金山银山”的坚定态度下,2014年,中国有大量的环境法庭成立起来,共计371个。最高法院在去年7月3日宣布设立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庭”。 今年5月,又宣布成立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继续加强理论研究和专业化建设。

环境案件的审判,开始走向专门化。而环境法官们,也面临着专门化和技术化的挑战。

被迫成立的环境法庭

中国第一个环境法庭,于2007年在贵阳市清镇县成立;第一个案子,是当地的水源地污染案件。特别之处在于,该法庭是专门为该污染案而成立。“第一个案子一直就存在,比成立法庭还早。”庭长罗光黔对中外对话说。

这个水源地名为红枫湖,是贵阳市最重要的水源地,前些年出现了红藻。主要污染源在贵阳辖区以外一个名为平坝的县城。那里有一个老的国有化肥厂,生产磷铵化肥,并产出一种副产品磷石膏灰。

“他们家的磷石膏灰长期露天堆放,一下雨,哗啦哗啦,就把渗滤液、废液都冲到红枫湖上游的阳昌河,直接流进红枫湖。经过检测发现,这个污染源是红枫湖总磷超标的主要原因。”罗光黔说。磷超标可导致红藻爆发。

贵阳管不了,化肥厂不在贵阳的管辖范围内;环保厅也管不了,因为环保厅的行政级别有限,下了整改通知它不听。后来,贵阳成立了“两湖一库管理局”,统管包括红枫湖在内的三个重要水源地的一切事务。在清镇法庭成立之后,这个管理局就以化肥厂为被告,提起了公益诉讼并胜诉。

这是清镇法庭的第一个案件,也是中国第一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按照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王继恒的说法,这个案件“把中国司法专门化的改革推向了前台”。

随后,以清镇法庭为首,包括昆明、无锡在内的几个地方法庭也在环境案件审判中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随着环境案件的增加,环境审判专门化需求更加强烈。在新环保法的驱动下,大量的环境法庭在2014年建立起来。

但很多地方的法庭面临着类似问题:案件数量少,法官专业度不够。对案件审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法官专业水平。“这个和知识产权法案一样,你没有相关知识,职位再高也审不了。环境资源审判,也是往这方向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韩德强说。

迎头追赶的环境法官

西安市环保局副局长张炳淳对中外对话说:“环境案件是技术问题,法官培训很有必要。”

西北政法大学丁岩林教授所说,环境案件对法官的专业性要求高。而从法律专业背景角度,当前的法官队伍组成还不理想。

“环境法专业在过去十几年一直是大学的偏门,即便是环境法毕业的,到法庭工作的也较少。” 最高人民法院韩德强说。第一个环境法庭的庭长罗光黔认为,理想的环境法官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人”,因为他们更容易理解技术方面的问题。但要把“理工背景”和环境法律专业结合起来,就更难了。

在中欧环境治理项目和环保部合作的法官培训项目中,陕西有近80名法官参加。陕西高院知识产权庭法官涂道勇告诉中外对话:“培训有必要,案子很快就会多起来!”

法官们急迫的原因,还不是案子多起来,是大多数法官都没有接触过环境案件,对此完全没有概念。陕西宝鸡市南镇县刑事庭庭长袁小菊对中外对话说,她所在县上,“以前从没有过环境相关案件,去年才有一例倾倒污染物案件。以前有类似的案件,例如鱼塘污染鱼死了,一直都是以民事侵权案件处理。”

即便接受过环境案件的法官,在案件中也颇多顾虑。环境问题沉疴已久,地方发展也不能猝然停滞,环境司法虽然有新环保法在手,却还不敢下猛药,法庭可以管到什么程度,可以怎么管,当前并没有统一的尺度。加之环境案件自身的复杂性,有经验的法官也要费一番脑子。

罗光黔在案件审理中做了一些创新。例如,某污染企业成为被告,在正式立案之前和案件审理进行中,该企业可能还会持续排放污染物,法院在确认有可能持续排放污染物的情况下,会下达一个“诉前禁令”,在起诉之前就让企业停止生产和排放污染物。这个在以前并不是法院的职能,而是行政部门的工作。

清镇法庭也首次采用专家证言作为证据。例如,土地污染领域的专家出面证明某地的土地污染物是否能够清除,危害有多大,法庭可予以采信,不是必须请第三方鉴定机构。这样可以省却大量鉴定费,并简化案件。

贵阳的环境法庭,是最高院指定的4个环境资源法庭试点之一,有“创新”办案的特权。并且,贵阳市因为已经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现在案件数量和类型都比较定型。包括其他三个试验法庭所作的创新办法是不是能够在全国推广,还有待最高院的决定。

法官换血需要时间

虽然困难不少,但环境案件目前还处于试水阶段。例如,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就没有如大家期待的那样,在新法实施后陡然爆发。全国案件在2014年前总共才100来件,2014年一年就有100多件,上升明显,“但也并不算多。”佛蒙特法学院副教授林燕梅告诉中外对话。

林燕梅认为,中国环境案件爆发还需要三年时间。因为当前只有法律框架,配套的政策体系等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一说法也得到西安市环保局副局长张炳淳的认同。

中国正加紧对法官进行培训。上述法官培训项目历时一年多,广西,陕西和甘肃三地共有约300名法官参加培训,并有18人成为培训师。除了该项目之外,国家法官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也都在展开不同形式的环境司法培训。

“要以培训和换人的方式,使中国的环境法官全部合格,大概需要5年。” 韩德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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