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十三五”而言，环保产业将成为大产业，仅“大气十条”和“水十条”需要的投资规模就达数万亿。这样的投资规模，财政投入必不可少，社会资本亦不可或缺，故而环保PPP是公认的首选融资模式。环保问题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既与产业发展相关联，又与居民生活密不可分，涉及的领域、环节众多，利用PPP解决环保投融资问题需要建立大金融政策框架。
环保问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直接与产业发展高度关联，特别是煤炭、电力、钢铁等重点行业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等重点领域。当前，钢铁、煤炭行业的大多数企业处于亏损运营状态，资源型企业处于低谷。这意味着，污染源行业本身难以支撑环保投入的资金需求，通过PPP和金融创新引入外部资源势在必行。在这种背景下，财政资金和产业基金的政策引导能力也大大加强，以环保端倒逼产业端“调结构”的外部环境相对成熟。
与纯公益项目不同，PPP项目的基本条件在于要形成稳定的现金流。环保的外部性导致企业自身很难获取充足的市场收益，必须依赖制度创新所创设的虚拟权利和交易产品，碳交易就是一种制度创新。例如，欧盟发明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机制。2013年，我国在七大城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全国碳交易市场也在探索之中，或将于近几年完成。至今年，广东省的碳交易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欧盟、韩国的全球第三大碳交易市场。
有了碳交易机制，碳金融就应运而生。例如，广东今年将利用有偿配额收入建立广东省低碳发展基金，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滚动发展和循环利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低碳发展领域。同时将开发碳金融衍生产品，通过市场机制解决节能环保技术改造的投融资问题。此外，广东还将探索建立“碳普惠”制，将环保问题与居民生活直接关联，由消费端的认可形成对于生产端的市场需求。去年，美国参议员曾提出利用排污权许可收入建立“碳社会分红基金”的设想，让居民共享环保收益。
因此，环保PPP的金融支持，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产业基金等，也包括中观层面的碳金融等创新，还包括微观层面的产品创新和应用创新，以及“碳社会分红”、“碳普惠制”这样的环保收益社会共享机制创新，形成对环保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全方位金融支撑。这种大金融政策框架政策应超越狭隘的金融观念，既要贯通宏观与微观金融政策，畅通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又需要有机整合财政、税收、产业、环境、科技等政策，发挥各种政策的协同作用。总而言之，发展环保PPP应谋定而后动，于顶层设计层面构建系统性的大金融政策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