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垃圾约1.1亿吨，其中0.7亿吨未做任何处理，直接影响6.5亿农村常住人口的身体健康与生存环境。
随着农村生活垃圾5年专项治理的启动，破解“垃圾围村”即将拥有“国家验收标准”。然而，如何调动农民和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将农村垃圾治理从“一阵风”式顺利转型为有法可依的长效机制，记者近日赴四川、江苏进行了调研。
村民积极性咋调动
“你们想挣一年的钱，还是一辈子的钱?”
走在江苏南京江宁街道黄龙岘村的干道上，两侧民宅白墙黛瓦，石板路上也没有农村常见的鸡粪、狗屎。“农村垃圾治理关键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自觉了就能事半功倍。”江宁街道排坊社区党总支书记张庆指着村中心的一池碧水说，“这口黄龙塘就见证了变迁。”
2013年中秋，以农家乐出名的黄龙岘村，迎来了环境整治后的第一个小长假。暴涨的客流让全村的桌椅板凳都派上了用场，池塘边都是杀鱼宰鸡的农民，街上到处都是鸡粪、狗屎，刷锅水横流让新建的雨污分离网成了摆设。节后，张庆发现村子卫生又回到了整治前，漂着鱼鳞、菜叶并已发绿的池塘甚至比以前还糟糕。于是，村民大会旋即召开。
“当时干部说，‘你们是想挣今年一年的钱，还是挣一辈子的钱?人家城里人来咱这里图的是青山绿水，你要是垃圾遍地、臭水横流，还有人来吗?’大家听后真是后悔。”村民邢有龙回忆，会上村民自发提出的“不私搭乱建”“不放养鸡和大型犬”“不再在黄龙塘及周围水域宰杀活禽活畜”等8项村规民约，执行至今，黄龙塘再也没有漂过鱼鳞。好环境让更多游客来到黄龙岘村，村里茶叶从每斤300元涨到了700元，全村搞农家乐的家庭去年收入增加了8万到30万元不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可不是空话!”
农村垃圾治理与村民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千百年来，放养家禽、家犬，垃圾扔在田间地头，洗衣、洗菜、倒马桶在村里的池塘溪水，已经是约定俗成。据初步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58.8万个行政村中，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仅有21.8万个，只占37%。“村民观念不变，乡愁就只剩下面对垃圾乡里发愁了。”张庆说。
还是要从观念上寻求改变。
收小钱，返小利，撬动农民参与垃圾源头减量化的积极性。在四川都江堰，村民每年交20元的垃圾费，只要卫生评级保持优良，每月社区会返给村民2元钱，相当于谁卫生好，谁能挣钱。在南京高淳区漆桥镇双游村南者自然村，村民只要将垃圾分类，并将厨余垃圾上交到有机垃圾分类处理站，就能积分换取有机肥和香皂、洗衣粉、卫生纸等。“原来村民哪儿懂得垃圾分类，现在原本要扔掉的废物能换这么多生活必需品，那积极性不是一般的高，老人小孩都能搞得清楚咋分类。”南者自然村村主任诸荣国说。
垃圾治理作为基础设施改善的加分项，增强村民维护环境卫生的持续性。在四川都江堰金龙社区黄家大院，哪个小组卫生评比分数最高，村里就先出钱修硬化路面，建健身广场。此外，有的村子还把环境整治与农民致富愿望挂钩。南京黄龙岘村将卫生评比与社区的创业技能培训、小老板沙龙、厨艺讲堂等进修机会挂钩，村民坦言这招比罚款还有用，“小钱谁怕罚，可是这个致富的快车你不让我上，我可急。”村民邢孝华说。
财政困境怎么破解
财政拨钱+村民保洁承包
农村垃圾治理绕不开“钱”的话题。几家共用的垃圾倾倒池、村里的垃圾收集站、县里的垃圾转运车、处理场……这些城市里司空见惯的基础设施，在农村都是从零起步，也是形成垃圾治理长效机制的基础。
政府财政资金倾斜，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2010年起，四川省设立了农村垃圾治理专项资金，此外每个社区还设有村级公共服务资金也可用于环境整治。目前省里1亿元资金已带动地方投入4亿元，对改善四川农村环境面貌功不可没。
然而，财政资金毕竟有限。以四川德阳罗江县为例，2009年至今，县财政已累计投入8亿元用于农村环境治理，仅各村垃圾清洁费财政就需要每年每人补助10元。而且如果村中垃圾不进行分类处理，每年财政还要多花500万至800万元，县里的垃圾处理厂的可使用年限也会从20年缩短到10年，再新建又是一笔投入。这使得一些欠发达地区只能“一声叹息”。
“很多经济不发达县都面临政府借贷压力与监管压力的问题，财政花了很多钱，百姓还不见得满意。通过垃圾整治与村民自治相结合，因地制宜规划，坚持市场运作，走出了政府‘大包大揽’的困境。”四川眉山市丹棱县县委副书记夏荣升说。
初夏的四川眉山市丹棱县龙鹄村，几只花鸭蹲在竹林下乘凉，橘林里还有最后一茬“黄灯笼”，阵风吹过，空中弥漫着橘子的清香。时光倒流到4年前，村口小桥上垒着‘白色垃圾’桥头堡，死猪都在水上漂，遍地沤烂的果子令人窒息。这样的改变得益于龙鹄在全国率先推出以“政府引导、村民自治、因地制宜、市场运作”为特色的农村保洁承包制。
汶川地震后，龙鹄村开始启动农村垃圾整治，可是钱投入不少，保洁员也越雇越多，但效果却不明显。2011年，县干部到龙鹄村调研，有村民提出，不如效仿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搞个垃圾治理承包。村民举手表决，全票通过。2011年起，龙鹄村村民张志明以36400元中标当上了村里保洁承包人，每天深夜一两点开始到村里各垃圾堆放点收垃圾，再运到村垃圾集中站，一年能挣个万把块。
夏荣升说，龙鹄模式赢在三笔账。
一是基建投资大幅减少。县里5台垃圾车直接入村收集垃圾送到县里处理，直接节省经费88%。
二是运营费用大幅降低。过去，县里配保洁员，包括人员、燃油等每年的运行费用需要429万元，个人投标承包后，仅需50万元。
三是保洁效果大大提高。大家缴保洁费，公开招标选举承包人，有了主人翁意识，彼此都会监督，村民电话投诉举报数从每年50次降到了2013年的12次，垃圾产生量也减少了80%。
如今，龙鹄模式在丹棱县已经推广，不少地方从一村一承包，升级为“打捆”承包，甚至有了全乡卫生保洁承包人。
如何告别“一阵风”
应尽快出台相应法规，规范投入机制
在去年底召开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会议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提出，全面启动农村生活垃圾5年专项治理，使全国90%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处理，基本扭转农村环境脏乱差的局面。
“生态文明怎么搞，就得反哺农村、农业、农民。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治理听起来是小事，但实际上是创造宜居、宜游、宜业的环境，为农民提供就业创业的机会。那么农村垃圾治理的标准不妨高些，把规划做得更具前瞻性、专业性。”南京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陈雷说。
在基层干部眼中，除了做好规划，建立一整套农村垃圾治理的长效机制也十分迫切。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村垃圾治理的四川、江苏，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垃圾治理见效容易，但保持治理效果很困难。
其一，农村垃圾治理涉及的部门众多，如果没有统筹协调机制，最后难免扯皮。例如经费划拨涉及财政、发改部门，废品回收涉及供销社，河道清理涉及水利部门，旱厕改造涉及卫生部门……像四川的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最终就圈定了38个部门参与。
其二，目前的法律空白使涉及个人权利的问题开始变得棘手。例如城市乱扔垃圾，相关部门可以依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管理处罚，可是农村没有类似法律法规，产生了执法无据的尴尬。
其三，农村垃圾治理在很多地方尚未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使干部缺乏干事动力，也无法保证资金的持续投入。
在四川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巡视员文技军看来，国家应尽快出台农村垃圾治理的相应法律法规，规范投入机制、管理职能、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责任与义务。“既有村规民约这种道德软约束，也有法律硬杠杠，农村垃圾治理才能尽快从运动式治理顺利转型为有法可依的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