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加剧了“是否需要由新兴国家领导的新一代开发银行来确保融资决策充分考虑环境可持续增长原则”的争论。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原则是否可以巩固正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彰显核心作用的发展中国家的总体资本市场。
目前看来，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似乎决心要设计一个能够长期服务于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金融体系。但若要建立真正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单凭他们自己是无法完成的。
因此，政策性投资载体极为重要。近年来，这类机构的数量和重要性都在不断增加。其中，国际化特征最为明显的当属亚投行和即将成立的由金砖国家经营的新开发银行，但它们也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两家开发银行——巴西开发银行(BDB)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管理的总资产约为1.5万亿美元。
主权财富基金也对全球资产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资产规模从2007年的略高于3万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超过7万多亿美元。同时，货币当局也在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05年的5.5万亿美元扩大到今年早些时候的13.9万亿美元。
这些数字虽然庞大，但与商业银行、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私营金融机构和个人持有的305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相比，就相形失色了。这些资金的配置方式将决定未来的经济格局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状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近期委托撰写的一项报告简明扼要地用两个关键数据点总结了目前的状况：尽管去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增加了17%，但140个国家中有116个国家的自然资本存量出现减少。换句话说，针对环境相关的风险和机遇，金融市场正在做出响应，但速度太过缓慢，远远无法阻止人类活动可能带来的灾难性破坏，更不必说扭转这种趋势了。
这种状况必须有所改变。为此，需要快速果断地引导融资从自然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型投资中退出，转向绿色领域。尽管绿色经济和产业政策十分关键，目前仍然有所欠缺;同时，还必须处理好金融经济的政策和市场失灵问题。
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引起的。然而这些国家却无意将可持续性作为其金融体系的设计原则(英格兰银行是个例外。值得注意的是，英格兰银行正在对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进行谨慎的评估)。这与一些面临着紧迫的环境社会挑战、并且以“发展”的角度看待金融体系作用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的绿色金融工作组
以中国为例，中国人民银行(PBOC)成立的绿色金融工作组刚刚发布了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14项雄心勃勃的提议。“绿色金融工作组”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研究项目联合发起，最初由40位部长、监管部门官员、专业院校的学者、以及金融机构代表组成，并获得了国际专家的支持。近期，“绿色金融工作组”已经包括100多家机构，共同为每一项议案制定详细的执行计划。
14项提议涵盖以下四大领域：
支持国内外绿色投资的专业投资工具。
财政和金融支持，包括绿色贷款利息补贴、发展绿色债券市场的激励措施、优化绿色企业的股权市场环境绩效披露机制。
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碳交易市场、绿色评级体制、绿色投资者网络等。
法律基础设施，包括更加明确的放款人责任条款、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环境信息的披露等。
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绿色金融体系正处于初级阶段。幸运的是，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绿色金融和资本市场为期两年的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在巴西、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以及英国等发达国家正在蓬勃发展。
近期中国采取的行动标志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绿色金融目标将成为重中之重，而不再只是一项附加条款。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绿色金融将成为“中国金融部门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关键要素”。
金融风险的临界点?
发展中国家当前向“绿色金融”转变的趋势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尤其是，随着中国对全球金融的影响日益增加，它所开展的工作有可能会推动世界走向临界点。
而事实上，国际行动(从知识共享到制定合理的标准和监督措施)对推进绿色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幸运的是，这方面也正在取得进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工作有助于推动建立一个包括央行、其他规则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在内的充满活力的非正式网络。
主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正在将气候风险因素纳入其主权信用分析。20国集团(G20)最近也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FSB)考虑全球金融体系可能遭遇 “碳泡沫” 的风险。这种风险源自于市场未能充分考虑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资源未来的开采和使用极限，从而高估了化石燃料企业的能源储备。
进步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联盟，以及深度参与的多边机构需携起手来，共同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绿色金融体系。唯有这样的金融体系才可以有效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