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来，“一带一路”的实施将对贸易、投资及相关领域的国际规则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是一个十年、二十年的过程，那么眼前，政府、企业和经济学界皆需思考的是，实际的困难与风险之下，中国在保护海外商业利益方面如何构建一个稳定、透明、有效的制度架构或解决路径。
继“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丝路基金之后，2015年5月16日国务院发布的一部《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再度成为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强劲动力。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重新定义了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变化，如今我国新的开放模式正在加速推进，而这一模式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持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对此表示。
根据汤敏的预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将以每年15%至20%的速度增长，“十三五”末，我国对外投资额将达到3000亿美元左右，是目前的三倍。这一数字将远超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壮观的远景规划，在中国的企业家们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但目前‘一带一路’等战略在执行和落地上的效果并不明显。中国企业真正‘走出去’，眼下还存在难以扫除的障碍。”企业观察报记者在采访中获知，“一带一路”战略制定之初，诸多企业家和经济学者所担心的问题，如今已在实际操作中显现，比如缘于政治、宗教文化、法律、金融体系等几个主要方面存在的困难与风险，已构成目前中国企业“出海”的藩篱。
图为马尔默港的汽车码头。马尔默港是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汽车枢纽中心，CMP已与日本丰田等约20个世界汽车品牌商合作
展望未来，“一带一路”的实施将对贸易、投资及相关领域的国际规则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是一个十年、二十年的过程，那么眼前，政府、企业和经济学界皆需思考的是，实际的困难与风险之下，中国在保护海外商业利益方面如何构建一个稳定、透明、有效的制度架构或解决路径。
民营企业家的困扰
政府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势之下，各地方政府正加紧促进国内企业与海外项目对接，而实力雄厚的企业自身也在积极寻找海外项目。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中国企业‘出海’并不如人意，尤其是对我们民营企业而言，多重困难下，成本瓶颈与资金问题首当其冲。”多位民营企业家均这样向企业观察报记者反映。
在今年2月开行的“义新欧”(义乌—新疆—欧洲)货运班列上，成本瓶颈已成典型。据了解，这条横跨欧亚大陆的货运班列由浙江民营企业运营，是目前开行的8条中欧班列中最长的一条，行程1.3万余公里，途中穿越7个国家，贯穿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但问题是，这趟中欧班列至今全线亏损，靠各地政府补贴为继。“中欧班列虽然国内段的运价都一样，但是境外有明显的区别。比如经由阿拉山口出境这条线路，每箱每公里是0.66-0.74美元，而走东线满洲里，价格约为0.39美元。但是在欧洲，波兰到德国这一段，价格却高达0.97美元。这样核算下来，平均一个标箱的运行成本大概需要1万美元。”一位不愿具名的“义新欧”货运班列工作人员介绍，再加上货源不稳，长期单向运输，列车无法实现市场化盈利。
“实际上，不仅是‘义新欧’线，目前开通的其他中欧班列也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一位接近富士康的业内人士告诉企业观察报记者，2012年，武汉开通首列“汉新欧”(武汉-新疆-欧洲)货运班列时，并没有财政补贴。但跑完第一趟，因全线亏损，货运主力企业富士康便决意离去，导致专列停摆。一年后，武汉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才再次把富士康吸引回来，“汉新欧”得以重新开行。
目前武汉市对“汉欧物流公司”组织的集装箱，按每标箱进行定额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重庆、郑州、西安等地。政府承诺，补贴办法5年内保持不变，具体补贴金额根据水运市场的价格变化一年一定，直至“汉新欧”完全实现市场化运作。核算下来，相当于政府补贴了超过六成运价。
“为了维持班列的价格优势，所有中欧货运班列开行都需要政府补贴，这给地方政府带来极大财政补贴压力。同时，各地政府争相补贴，已经成为中欧班列发展的一个乱象。怎样突破成本瓶颈、实现市场化盈利，成为摆在中欧班列眼前最困难的问题。”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秦尊文表示。
“一带一路”上，除了成本困局，民营企业还被财力不足束缚。“中国企业走出去，首先就面临投资能力的挑战。钱从何来?这是很多民营企业很困扰的问题。” 天合光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高纪凡就曾直言。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此前的测算，2020年前，仅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就高达7300亿美元，预计整个基建投资将超过8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和缺口，令一些有志于“出海”的民企老板望而却步。
在高纪凡等一些民企老板看来，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要在“一带一路”上走出去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得到资金的大力支持，但目前的情况并不理想。
“从国有商业银行的千亿信贷支持，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尽管国家已经建立起了雄厚的金融后盾，但实际上，目前这些金融机构对于一些行业和企业在‘一带一路’上投资的支持并未落到实处，例如发电企业、装备制造业等。” 高纪凡坦言。
对此，他认为，根源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更加细致的企业“走出去”融资体制。他解释，中国已经走了30年的招商引资道路，在“引进来”的时候，企业、银行、地方政府等各种力量凝聚，形成合力，地方政府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招商引资都是落实到底;但如今国家战略转向“走出去”，在与地方政府关系不明显的情况下，谁来协调“走出去”的融资问题?“我国支持企业走出去，但目前显然缺乏融资体制上的系统配合。”
另一个现实是，过去“走出去”，金融机构支持的更多是一些国有企业和国家间的双边项目。未来“走出去”的企业特别是民企数量越来越多，项目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们也呼吁，金融支持能够向其倾斜。
“国家队”的敏感与尴尬
可事实上，现阶段，我国大型国企的“出海”也并不如想象般顺利。“‘一带一路’相关的微观主体很多都是‘国家队’成员，随着国有企业加速走出去，潜伏着的国际规则挑战日益暴露，这其中就包括了所谓的‘竞争中性’问题和出口信贷规则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李巍告诉企业观察报记者。
根据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了解，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并购，特别是当涉及战略资产时，具有相当的敏感性。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谭浩举出的这样一则事例便颇具代表性：
今年3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新州)举行的大选中，中国国企对当地电网的潜在并购竟成为选战的一个焦点。
该选举中，执政的自由党以电力资产的私有化作为主要竞选政纲之一。根据这一方案，政府将对所属的电网资产加以变现，筹资用于新州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计划得到主要商业团体的支持，但受到工党以及包括电力行业工会在内的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政府对电力资产的出售会导致电费升高，电力系统不稳定，以及电力行业的大规模裁员。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反对党和工会团体将矛头指向了可能对其所属电网资产进行收购的中国国企——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如此反应源于这样一个背景，国家电网近年来屡屡对菲律宾、巴西、葡萄牙、意大利、中国香港、澳大利亚等地的电力市场展开大手笔投资。截至2014年底，国网境外资产已达到298亿美元(约合1850亿人民币)。此前，国网公司已经购入了位于澳大利亚南澳和昆士兰州的电力资产。
当时该反对党指责政府与国网公司举行秘密会谈，讨论其对新州电网的收购。按照反对党内一位高级官员的说法，一旦中国国企对该电网收购成功，如果需要，澳大利亚首都的电力供应随时可能被切断。尽管事后当事人澄清，并不存在所谓秘密会谈;国网公司亦说明其企业国际化原则，即“海外投资是基于公司的技术优势和战略目标，具有充分的可行性”等，用以支持它的海外并购决定，但该事件还是在媒体和公众舆论中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们可以预见，世界将迎来中资企业对外投资的新一轮高潮。在这轮‘走出去’的大潮中，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实力雄厚，在能源、交通、电力等战略性行业举足轻重的大型央企将会扮演重要角色。但也不难发现，对于中国国企投资的所在国而言，最大的担心来源于投资背后的非商业因素，特别是当投资涉及到所在国的战略性领域。大型国有企业‘走出去’，目前还是难以获得足够的国际信任。” 谭浩表示。
另一面，我国国企还同时面临着国内信任危机。由于所有人缺位和信息不对称，国有企业海外资产的有效监管一直是一大难题，这也成为国内主流权威媒体及舆论长期的关注焦点：“我国对110多家央企高达4.68万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海外资产，基本上没有进行审计，存在大量监管空白，而这些还不包括地方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境外资产。”“在国企海外投资中，利益输送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参与海外腐败行为、境外代理衍生敛财等问题频频发生。”……尽管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相关政府部门已开始行动起来，但目前仍难以摆脱外界的种种猜测与质疑。
甚至有观点指出，即便审计署和纪委监察部门加强对境外国资的专项审计和专项巡视，同时通过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管理团队资本捆绑出海的方式，来降低国企海外投资的道德风险，但在实际操作中，依靠审计署和纪委的力量远远不够，因为民营资本和管理团队资本的投资决定，也有可能受到与国企在其他领域合作的影响。
风险规避路径
除了各异的困局，中国企业“走出去”还面临着共同的风险。“虽然‘一带一路’上蕴藏着巨大商机，但无可否认，这里也埋伏着同样巨大的风险，比如沿线政局不稳的国家和地区，政治风险一旦爆发，对于企业和金融机构无异于灭顶之灾。”复星集团CEO梁信军曾表示担忧。
据企业观察报记者获悉，我国目前已经成立了旨在减少出海企业经营风险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该公司主要承担出海企业在国外开设工厂、并购等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包括战争、政府征收、汇兑、政府违约等。
但在多数企业家看来，这虽为境外政治风险提供了保障，但中国企业出海还面临更多其他类型的风险，比如商业风险、法律风险等。
“大部分出去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往往容易盲目，没有按照国际规则进行国际化运作的培训、对当地的法律了解不够从而失控。而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前述民企走出去‘融资难’原因——银行认为其风险不可控而不愿放贷。”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李巍说。
也就是说，出海企业必须尽可能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如法律、习惯，并熟悉国际上通行的项目操作的流程和规范。“评估具体项目， 可以说是目前国内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最薄弱的一环。”普华永道中国企业融资部主管合伙人黄耀和表示。他对有意出海的民营企业给出的建议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建议企业第一步先选择国家，把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投资需求程度分类，再考量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包括法律和金融体系以及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效率等;然后按照选择熟悉行业——组织好跨国投资和经营团队——认真研究风险，寻找专业的服务团队——寻找合适的本地伙伴的步骤进行。
而对于前述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谭浩的观点是，为了证明中国国企的境外投资决定既不是基于政治原因，也不是出于企业决策者的个人私利，国企需要提供令人信服的、基于市场逻辑的理由，即“利用企业在国内市场已有的竞争优势，通过在海外市场的复制和规模化经营获得利润，或是通过进入海外市场获取新的资源、技术和知识，培育企业新的竞争优势。”
他还提醒，为了在交易之后成功整合并购资产，国企的海外投资并购还特别需要考虑投资所在国除了项目出售方以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立场。这些都要求国企的海外投资决定是真正的市场行为，能够经受市场的检视，并且带来多赢的结局。“中国化工集团2008年对澳洲Qenos公司的收购，便是符合这样商业逻辑的大型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成功案例。”
“应该说，‘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 ，它们的执行和落地都是一个不少于10年的长期过程，中国企业‘走出去’见成效，无论是政府、企业抑或经济学界都还需要相当的摸索和经验累积，实现共同繁荣并不容易。”接受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这样表达他们的想法。
在如何最小化中国企业“出海”困难与风险的问题上，普华永道亚太区国际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庄树青则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尝试“国企先行、民企跟进”的策略。
“这是因为，虽然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国企和民企走出去都有很多机会，但国企会从国家战略和长期效益的考虑出发，更加看重风险防范，且具备丰富的海外大型项目投资经验;而民企更多的是从内部平衡投资成本和回报率。这就决定了国企和民企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可以分工合作，即国企先搭台，民企再进入，比如国企拿到了巴基斯坦的大型项目，就相当于拿到了总包，有很多分包可以发包给民企来做，毕竟后者在细分上会更有优势。”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