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轮令人诧异的牛市中，一些曾买进核电概念股的投资者因为它们涨得太高了而提早清仓。但这些概念股却以涨得“不可理喻”的行动来证明这些股民的做法是错误的。它们中有的甚至在一年时间里翻了差不多十倍。
这种涨势似乎带有某种“报复性”。因为它们曾受到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的打击而越走越低。
但现在，中国核电再次迎来了新的时代。5月7日，在福建福清核电站响起的汽笛声中，来自国家核电主管部门和福建省政府的高官以及核电企业的高层们，正在庆祝该核电站第5号机组的正式开工。这是今年新核准的第一个核电项目，意味着中国核电正式解冻。
2014年以来，核电再启在国内被广泛地呼吁和重申。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刘宝华在今年5月份的第三届能源论坛上透露：“今年国内争取新核准开工8台左右的核电机组。”
对官方公开信息进行梳理发现，如果刘宝华的说法能够实现，那么今年将是中国30年历史上核电开工最多的一年。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以来，中国仅有5台核电机组投入建设。
四年后的春天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或暂停前期已开工的项目，并对正在运行的核电站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安全检查。一年后，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的方针政策。
在201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下称《计划》)提出，“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项目建设，研究论证内陆核电建设;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这为中国核电再次启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中国内地共有在运核电机组23台、在建核电机组27台，在建机组规模世界第一，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第四。其中，这23台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为2140万千瓦。“这意味着，2020年之前，我国至少还要新建3500万千瓦的核电机组，平均每年开工5至6台，每年新增投资在1000亿元左右。”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明曾经说。
“福岛事故三年后的今天，业界开始感悟到国内新的核电发展春天的气息。”在中国核能行业协会2014年年会上，上海电气核电部总工程师缪德明这样说。
中国核电装备制造企业曾是福岛核电事故的间接“受害者”。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后，核电装备制造企业订单骤减、产能过剩，市场有低价竞争之忧。而低价竞争对成本控制、投资回报带来压力，对技术开发、人才留驻带来挑战。福岛核电事故的打击力量之大，以至于中国核电装备制造企业甚至还处于“等待恢复正常”之中。
“福岛核电事故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回想当年，国内某家核电装备集团的一位内部人士向本报记者说，受该事故影响，公司的核电装备订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司利润大幅下滑。
从2006年到福岛核电事故之前，中国核电市场正热火朝天。业内当时的共识是，核电市场发展规模是每年开建10至12套百万千瓦机组。以上海电气为例，该公司的核电主设备订单，当时以每年200亿左右的增量收入囊中。那时候，中国核电装备制造企业的“核电市场目不暇接”，甚至“接单接到手软”。
有望内地上市
现在，中国已经再次走上了核电建设的快车道，核电装备制造企业将再次迎来“核电市场目不暇接”的春天。
根据国家能源局刘宝华介绍，中国已经形成了上海、四川、黑龙江三大核电设备制造基地。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哈尔滨电气和中国一重等核电装备制造龙头企业纷纷表示，它们已经做好了为中国核电项目提供设备的准备。
“为了供货，我们现在都是加班加点的。”上述一家核电装备制造企业的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说，“我们现在的订单是满满的，终于有米下锅了。以后的订单将会更多，因为我们国家肯定还要发展核电。”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核电企业加快了上市的步伐。今年5月22日，证监会[微博]在官网“预先披露”一栏中公布了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核建”)拟上市的申报材料。中国核建此次拟募集资金27亿元。
同在5月22日，证监会发布了最新一批的23家IPO批文，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核电”)名列其中。中国核电拟募集资金162.5亿元，是近几年来融资的超级大盘股。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核电很快将成为首个在内地上市的纯核电公司。
2014年，中国广核集团旗下的中广核电力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纯核电上市企业。
本报记者从它们的招股书中看到，这些核电企业募得的资金将用于核电项目的建设。其中，中国核电和中广核电力运营着国内所有的核电站，它们需要大量资本流动，修建新电站。
另外，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合并之后也将启动IPO。媒体今年早些时候援用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的话说，将尽快规划核电业务上市一事。
业内普遍认为，在中国新一轮规模发展核电到来之际，此时将是核电企业上市的最好时机，而核电企业上市的同时也让核电变得不再神秘。也就是说，一旦核电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它们需要向社会披露更多详细和透明的信息，从而使得社会公众对核电有进一步的认识。
另外，在过去10年中，包括核电企业在内的大型国企的增长依靠国有银行持续发放的低息贷款，然而这些贷款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它们需要挖掘新的资本来源。
雾霾更催生清洁核能
“治理雾霾需改变我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为此可以大力发展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核电。”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贺禹在今年3月份向本报记者表示。
4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核准福清核电站第5号机组，是优化能源结构的必然选择，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稳定增长，推进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
“核电等一系列重大能源工程不仅是稳增长的重要措施，也被视为调整能源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有效抓手。”有接近官方人士在今年4月份曾这样对本报记者说。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一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量相当于80艘美国“福特”号航母船体的重量。
在2014年6月13日于京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他同时要求“在采取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抓紧启动东部沿海地区新的核电项目建设”。
核电站在中国的分布并不均匀。由于国内现有的核电站都建在东部沿海省份，一些内陆省份纷纷表示，它们需要建设核电站来为当地提供足够的电力。比如，在近年来的全国“两会”上，湖南、湖北和江西都已提交了重启内陆核电项目的提案和建议。
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名专家曾撰文称，中国核电一直以来优先选择沿海地区建设，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发展，客观形势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经济比较发达”和“一次能源缺乏”不再是沿海地区的独有特征。在内陆省份，尤其是一些发展较快且一次能源短缺的省份建设核电站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以湖南为例，湖南省发改委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王亮方在2014年的一次能源论坛上称，能源短缺将成为制约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预计2014、2015年，迎峰度夏与度冬两个电力需求高峰时期，湖南将出现电力供应紧张局面。因此，核电将成为湖南省电力供应的主力军。
本报记者对已经公开的官方资料梳理发现，打算上马内陆核电的省份还有：广东内陆地区、四川、贵州、重庆、安徽、河南、河北、吉林和黑龙江等省份。
产出与争议并存
事实上，对于地方而言，核电站给当地带来的不仅仅有能源，同时还有钱。由于核电站投资数额巨大，其产出效益对地方经济的拉动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比如，福清核电站是在2008年中国保增长的背景下，中央推出扩大内需4万亿元计划后落地的特大型重点工程，也是当时中国第一份落地的千亿大单。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桦去年曾向媒体介绍，福清核电站所有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福清核电站一共拥有6个核电机组)，年总产值将达到170亿元，至少可拉动当地生产总值近4000亿，增加近3万人的就业。
根据核电企业此前公布的招股书测算，一座配备两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的核电站，建设资金高达250亿至400亿元，相当于包头市2014年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
但核电毕竟是一种没有中间状态的能源，这其中以内陆核电尤为明显。反对者认为它极具风险性，支持者则认为它和沿海核电并无差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2014年在媒体上发表一篇题为《内陆核电不适合我国国情》的文章，则把这种争论推向了舆论的高潮。
作为内陆核电项目，江西彭泽核电项目曾在2011年遭到质疑。2011年底，与江西彭泽一江之隔的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退休干部联名“上书”反对彭泽核电项目上马，对彭泽核电项目的人口数据、地质条件、周边工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质疑。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缺乏水资源。因此，内陆核电站需要建设在水资源丰富的地方，以便于在日常运营或发生紧急事故时冷却。但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往往也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因此一些内陆核电站往往建在人口密集区。为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把核电站建设在长江流域，一旦发生泄漏，后果是难以估计的。
“核能很好，但是我不希望它建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广东江门一位居民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说，“在其他地方建最好，离我们越远越好。”2013年，广东江门一个投资近400亿的核燃料项目因遭当地质疑而下马。
至今，包括彭泽核电项目在内的内陆核电项目究竟何时开建，尚未有一个明确的时间。“中国内陆核电何时建设，并不在于技术问题，而在于民意和政府决策，希望内陆核电能够于2016年起步，最迟不晚于2018年开工。”5月21日，徐玉明在第十一届中国核能国际大会上表示。
国家核电主管部门的一位官员此前向本报记者表示，核电站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利益，要上马核电，安全是第一。而要保证核电的安全，技术的安全可靠性则是基础。“中国要上马核电，要运用最安全和最先进的核电技术。”他说。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在6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说，总体而言，中国在建核电机组的质量得到了有效控制，已运行的核电机组保持了比较好的安全业绩。
事实证明，中国的民用核电工业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商业化发电以来，迄今未发生过核泄漏或核事故。
借“一带一路”东风升级海外
核电逐步成为继高铁后中国对外出口的又一个招牌产品。最重要的事实则是，近两年来，国家首脑在国事访问中屡屡推销中国核电，并推动了国内核电企业与他国签署核电合作协议。
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拉美之行中就曾大力推销中国核电。习近平当时同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进行会谈后，双方共同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将双方核电合作事宜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2014年3月的欧洲行之际，习近平就已促成了中国在核能领域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在他的见证下，中国广核集团与法国电力公司在巴黎签署了合作协议。
在2013年下旬，李克强与英国首相卡梅伦谈到合作领域时，第一点就是大力推销中国的核电等基础设施。他表示，如果要建高铁、核电，同等条件下中国装备建设速度最快、成本最低。
但是，国内核电真正在海外落地的项目并不多。东方电气董事长王计在今年早些时候向媒体表示，“这与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不符”。
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的核电巨头开辟了新路。中国三大核电企业之一的中核集团在5月6日称，公司将借助“一带一路”推进核电走出国门，以带动国内核电装备的批量化生产和出口。
中核集团目前正在建立海外市场开发体系，推动英国、阿根廷、埃及等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南亚近20个国家核电项目合作。
中国核企业已经与上述一些国家达成双边协议。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核企就能够获得市场优势地位，但它们肯定会为未来中国核电技术出口打下基础，从而使得中国有望成为这一关键战略行业的重要参与者。
在国际上，核电市场已由众多能源大国卡位，成为蓝海。来自世界核电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30年为止，全球将新增160台核电机组，由此新增投资达到1600亿美元。中国“要分享国际核电这块市场大蛋糕”。
目前，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正在利用核电，其中，有21个国家的核电比例超过了本国能源结构的10%。另外，一批暂时还没有核电的国家正在积极寻求发展核电。
“未来的国际市场的份额也一定是和现在国内的业绩挂钩的。”王计说。但王计同时表示，由于“核”的特殊性，核电装备走出去不单单涉及技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涉及到安全性和政治性问题，相比常规电站装备出口更为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