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第十五条明确指出，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大种养业特别是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力度。这是由于我国农业资源环境正遭受着外源性污染和内源性污染的双重压力，已经日益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约束。不久前发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一条第三款也指出，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制定实施全国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方案。为此，我们邀约相关专家，就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以飨读者。
农业面源污染是我国农业生产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要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2014年，农业部提出“一控两减三基本”，即“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减少化肥与农药使用量、基本回收利用秸秆、畜禽粪污、地膜”的新常态发展目标，制定了2020年愿景，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监测评价方法有待完善
面源污染通常是指污染物产生并无特定排放点，在自然降雨(融雪)冲刷作用下进入水体形成污染，具有广域、分散、微量的特点，如农田、高尔夫球场等，所以又称非点源污染。这些概念认识源于较早开展环境保护的发达国家，如美国、西欧等，其农业面源污染主要针对化肥、农药、除草剂及水土流失等内容。
我国在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实践中，针对农村生产生活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制定了更为广泛的界定。
一是畜禽粪污。在国外畜禽粪污属于点源污染，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畜禽养殖多以规模化养殖为主。我国则将畜禽粪污列为农业面源污染范畴，主要是考虑到我国散户养殖较为普遍。畜禽粪污产生的污染量，是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主体。在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中，畜禽粪污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3个主要指标分别占到了农业源(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总排放量的95.8%、37.9%、56.7%。
二是农村生活污水。国外农村生活污水属于点源污染，主要因为发达国家城乡差距小，基础公共设施完善。我国将农村生活污水也划入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是因为我国90%以上的村庄普遍缺乏污水收集和处理系统，大部分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向环境随意排放。
三是秸秆、尾菜、地膜残膜等。这些也是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突出问题。秸秆、尾菜等主要是由于我国种植面积大、集中产生，又由于种植强度高、要求快速处理，使得这些原本的资源，由于用错了时间、放错了地方、采取了不恰当的方式处理，就成了污染。地膜残膜形成的白色污染，是废塑问题之一。我国农用塑料薄膜产量居世界首位，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62%。地膜残膜污染也是我国特有的问题之一。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特征是污染物来源广、范围大，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受气候、水文、地域条件的影响很大，污染物排放量数据不易获得，不易被监测。在美国、西欧等国家，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监测数据累积，已经形成了符合当地气候、水温条件、农业生产实际的数据模型，再结合当年监测数据来模拟推算结果。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监测和治理起步较晚，还未能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数据模型和十分完善的监测网络，监测方法上也在不断探索改进中，这也是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薄弱环节。
目前，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农业源污染物排放总量较高，是因为现在的统计方法所掌握的并非直接或全部进入水体的实际污染量，而是相对容易监测和计算的污染物离开农田田块或养殖场的数据，即污染物出田量或出场量。农业源污染物在进入目标水体之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将被农田沟渠、缓冲带、湿地或下级农田所利用。
农业面源污染可防可治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系统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以流域为目标逐步实施农业投入氮、磷总量控制，经过了约20年，取得了较明显成效。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也开展了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试验示范工作。实践证明，农业面源污染可防可治。
测土配方施肥成效显著。2005年农业部启动了测土配方施肥项目。这项技术以土壤测试和肥料田间试验为基础，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在合理施用有机肥料的基础上，提出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等肥料的施用数量、施肥时期和施用方法。围绕“测、配、产、供、施”等环节，调节和解决作物需肥与土壤供肥之间的矛盾，有针对性地补充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实现各种养分平衡供应，满足作物生长发育的需要，实现提高肥料利用率和减少用量，提高作物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节省劳力，节支增收的目的。2005年～2013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近百亿元，建设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县(场、单位)2498个，技术推广面积14亿亩次，三大粮食作物氮肥当季利用率达到33%，比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实施前提高了5个百分点，投入量日趋合理。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从2004年到2013年，我国粮食增产了28.2%，同期我国化肥用量增长了27.5%，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大范围施用化肥以来，粮食增产速度首次跑赢肥料增长速度。
农药统防统治效果明显。以促进农作物安全生产﹑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为目标，采取生态控制、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科学用药等环境友好型技术来控制有害生物的有效措施。如保护天敌进行生态控制，使用生物农药制剂、性诱剂等生物防治措施，使用诱虫灯、防虫网等物理防治措施，努力减少化学农药，在必须使用时也优先鼓励使用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农药。截至2013年，农业部已在全国设立了106个国家级绿色防控示范区，辐射带动绿色防控面积达5亿亩以上，实施区农药使用量下降30%以上。累计推行专业化统防统治12亿余亩次，小麦、水稻重大病虫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25%左右，项目区农药使用量降低15%~25%。
畜禽养殖粪污集中化处理明显加快。我国相继出台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等法规和标准。农业部门针对畜禽粪污处理，先后开展了全国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和沼气工程建设等项目，使得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条件明显改善，粪污处理能力明显提高。针对周边配套农田面积不足、污水产生量大且处理费用高的传统养殖场，从源头减少污水产生，并通过污水氧化塘处理后就近农田利用和固体粪便堆肥处理后异地利用的方式，实现养殖场粪污减量和资源利用。在周边配套农田、山地、果林或茶园充足的养殖场，养殖粪水经过沼气处理或氧化塘处理后的肥水浇灌农田、固体粪便堆肥后还田或种植经济作物等，通过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实现粪便污水的零排放和有机物、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循环利用。
秸秆综合利用有序推进。2013年全国秸秆总产量为9.64亿吨，可收集资源量8.19亿吨。当年全国秸秆利用量约6.22亿吨，综合利用率达到76%，其中肥料化、饲料化、能源燃料化、原料化、基料化分别占29%、27%、13%、4%和3%，剩余的秸秆被废弃，其中部分被焚烧。目前，农业部门正积极推进秸秆全量化利用措施，先期以解决秸秆禁烧为目的，统筹区域内秸秆全量利用。此后，依据市场与技术发展，引导秸秆全量利用向更科学与合理的方式进行。如江苏泗洪县车门乡，在可消纳秸秆的基础上，剩余秸秆通过配备农机农艺融合措施全部进行还田处理，以解决秸秆禁烧压力;江苏省太仓市通过新建秸秆育苗基质、裹包青贮饲料、生物质成型燃料以及秸秆科学还田等工程，引导秸秆全量科学利用。
地膜残膜污染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自2012年开始，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在我国地膜用量大、残留污染严重的地区启动了农业清洁生产示范项目，重点支持废旧地膜回收网络和再加工利用，建立了“推广加厚地膜—人工或机械捡拾—分点收集转运—再生加工再利用”治理模式。2012～2014年，国家累积投入近6亿元，在新疆、甘肃等10个省(自治区)的180个县市开展了地膜回收利用项目，新增回收加工能力13万余吨，新增地膜回收面积5000余万亩。此外，农业部于2015年起开展了全生物可降解地膜的试验示范工作，为从根本上解决地膜污染探索新的路径。
尽管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在局部地域、单个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污染加剧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这是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压力大，20多亿亩耕地，每年都不休息地工作;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起步较晚，目前引起水域富营养化的程度和广度已经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们把畜禽粪污、秸秆、地膜以及农村生活污水等纳入到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领域。同时，我们还面临着面源污染理论研究不够、污染负荷估算模型缺乏、面源污染治理技术有待成熟、面源污染防治配套政策尚需完善等问题。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难度远超发达国家。
理念和措施是关键
化肥、地膜、畜禽粪污、秸秆尾菜等农业面源污染相关要素，本质上都不是有毒有害污染物，关键是应对理念和措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核心思路应该是，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充分发挥投入效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提高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比例。
首先，重点推广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农业清洁生产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持续预防，是一种高效益的生产方式，既能预防污染，又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等科研项目，也专门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进行了研究示范，取得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防治技术。制定农业清洁生产技术清单的基础已经具备。2014年，以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教授为首席科学家所领导的团队，经过5年多试验，在我国玉米、水稻、小麦这三大粮食作物主产区实施了共计153个点/年的田间试验，通过“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理技术体系”应用，可使玉米、水稻、小麦单产平均分别达到944、566、596公斤/亩，比大面积农户调查结果(玉米593公斤/亩、水稻467kg/亩、小麦467公斤/亩)高出87%、21%和28%。在大幅度增产的同时，不需要再增加氮肥投入，并可大幅度降低污染物排放量，以更低的环境代价获得更高的作物产量。
其次，支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现代生态农业的目标是适度投入、较高产出、较低排放、更多循环、极小污染。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做好3个循环。一是农业生产循环。主要是农业系统内部的养分、要素循环。扶持补贴种养循环的农业生产模式，扶持补贴畜禽粪污、秸秆废弃物还田或加工成有机肥还田的养分循环模式等。二是产业循环。应树立系统推动农业产业与其他经济产业大循环理念。石化产业(如化肥、农药、地膜等)不能只把农业、农村作为销售市场，还应加大农业投入品回收与综合利用，包括农药包装物的回收利用、地膜残膜回收利用等。并且应积极开展技术创新，鼓励研发生产以农作物秸秆、淀粉为原料的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如全生物降解地膜、降解塑料包装物等，形成产业之间的物质循环。三是生态系统循环。要加强农田生态价值评估体系建设。征用农业用地，不能仅计算其地面作物产出的经济价值，还要充分考虑其生态价值破坏、农户就业社会价值的影响等。
第三，提升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预警能力。截至目前，我国农业部门在全国设置了农田面源污染氮磷流失监测点273个、地膜残膜监测点210个、畜禽粪污监测点25个。相对于我国广大农业生产区域来讲，监测体系还比较薄弱。应通过物联网技术、信息技术的支持，尽快实现动态监测，目标是形成半年或季度监测数据报告。监测内容也需要进一步拓展，要把农药残留监测、生态系统监测纳入到监测内容中。监测方法也应进一步提升，从田块指标向流域指标发展，建立符合区域土壤、气候、水文特点的估算模型。在监测布局上，在坚持点面结合、面上扩点的同时，还应以流域或完整独立生态系统为核心建立监测区，系统监测农业面源污染相关因子以及生态系统影响分析等。
第四，稳妥推进农业资源环境休养生息。农业资源环境休养生息的空间是具备的。根据国家粮食局发布的调查，全国粮食在收割、储藏、运输、加工等环节损失浪费每年达到700亿斤以上。同时，每年餐桌直接浪费也在500亿斤以上。粗略计算，每年损失掉的粮食总量相当于1亿亩以上耕地产量。如果能节约30~50%，就有条件每年让2000万亩~5000万亩规模耕地用来休养生息，约占我国耕地的1%~2.5%。而且，每节约100公斤粮食就相当于减少了4公斤化肥、0.02公斤农药、0.07公斤地膜的投入，减少了面源污染的压力。此外，应加大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和农业资源环境补贴政策制定实施力度，鼓励蔬菜、果品生产减少化肥、农药投入，在重点流域、生态脆弱地区开展适度休养生息。实施农田等级管理制度，切实保护好优质农田，有重点地治理污染农田，基本农田可采取逐年、分批、少量的休养或绿肥轮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