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大使馆对于北京的空气质量检测每天都在实时更新，大多数时候，美国人都会提示道，这已是重度污染，不宜出行。但并没有几个人真正因此留在家里。
对于北京城区居民来说，“重度污染”这个词或许早已司空见惯了，只要PM2.5的数据不爆表，恐怕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的。
其实，开始适应污染空气的城市何止北京，已经过去的2013年，是公众对国内城市污染程度重新建立认识的一年。这一年，由空气污染造成的雾霾袭击了国内大量城市，甚至连向来以清洁著称的长三角地区也未能幸免——十二月的整个上半月，杭州居民都切身感受了雾霾的厉害。
全国范围内的雾霾天，显然已经不是单纯的气候现象。它是中国多年工业化进程中的“副作用”。
工业化时期，经济与环境矛盾催生政绩考核变革
工业化，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重要成果。对于政府来说，工业化意味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对于公众来说，意味着能享受到比较好的工业产品、比较方便的公共服务，尤其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而对于企业来说，工业化路径中所包含的生产规模化、工艺规范化和产品标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多利润，几乎是让一家企业长大的必经之路。
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当然会得到多方面的合力推动。于是三十年来，中国的工业化速度令人咋舌。北上广这样的巨型城市，激增的化石燃料使用量、持续快速增长的GDP数据……从这些现象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个国家的确正在快步进入工业时代。
然而，一个国家要进入工业时代，就要预防工业的衍生物——污染。由于很难在生态和经济这两者之间达成平衡，加上工业进步带来的巨大福利，以往各地的选择都是先污染后治理，贫困一点的地区，干脆就先弃环境不顾，填饱了肚子再说。
在盲目追求地方经济指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以“官身”热情万丈参与到地方经济建设中。但是，如果只是建几个开发区来“筑巢引凤”，那倒不算什么。问题是，地方政府对于焦煤、矿冶、水泥、造纸等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也似乎并不回避。反过来，如果类似项目的规模足够大，地方政府甚至会全力以赴，帮助投资者打通关卡。最标准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江苏的“铁本案”，当地政府为了该项目顺利上马，硬是把一个100多亿的项目化整为零，分拆成22次进行审批。
显然，控制污染，就意味着要拿掉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企业，同时严格控制新增污染企业数量，以及相应的环保政策限制。那么，一方面，GDP考核还在，另一方面，政府体系又有大量的开支。这两条加在一起，就让控制污染变成了和地方政府利益相冲突的矛盾，那么，控制污染就并未真正实施。
庆幸的是，在2013年的年底，掌握了干部考核与任命最高权限的中央组织部，印发了一篇《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规定：今后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
中央政府的新规定，表明了当政者承认了事实。官员政绩的评估，不能再单纯地以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这些指标进行下去了。因为除了雾霾之外，工业污染带来的危害还有很多。如果再用GDP来拼政绩，很可能连国内三线的小城市，也要进入雾都名单了。
取消了单纯以GDP的考核，同时大幅度地压缩政府开支，这对于环境改善来说，的确是利好消息。而我们前面说过，污染的关键，取决于工业。就工业而言，国内三十年积累下来，多个产业产能过剩，这正是公平淘汰落后产能，让高效率、有创新的企业继续发展的好时机。
不过在中国，这种淘汰，可能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动向。就现在而言，政府意识到了自己对于环境污染的责任，并且急于解决问题。于是，河北的钢铁产能就成为了政府开刀治理的对象。
绿色政绩考核下，城市转型需三位一体
因从事财经写作、企业调查的原因，笔者注意到，现在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当中，开始注意到这个动向的不算少。比如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山西朔州安家岭洗煤厂，因为要消耗大量的电能，每年都接受政府的强制性罚款，为了摆脱这种处境，它最终选择了由一家能源管理解决方案供应商——施耐德电气，对自己的线路进行改造，在消除隐患的同时降低能耗。
由能源管理解决方案供应商，对落后产能进行改造，以促进其能源利用效率，确实是应时之举。说起来，我们不妨把对传统能源的高效利用和节约能源，视为“节流”，那么，由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分布式能源的发展，就可以视为“开源”。而将“开源”与“节流”统一起来则是更为理想的设计。
在株洲，作为中国无机硅行业龙头企业的兴隆化工，一直采用水煤气作为燃料，生产一吨产品需消耗200公斤煤，为了缓解环保压力，兴隆化工选择与国内领先的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新奥能源服务公司合作，通过其提供的一站式能源解决方案，研究将水玻璃窑炉的燃料更换为天然气的可行性。而这样的尝试，过去在该行业内并没有任何案例可做借鉴。目前，以新奥自主创新技术为原型，采用系统能量优化思路，兴隆化工对生产线进行全面优化升级，以天然气高效燃烧替代传统水煤气，生产单耗仅为140Nm³/t，与行业平均能耗水平相比，其节能率达到17%，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量16000吨，年节约能源费用高达600万元，并因此提高了产品品质，扩大了市场范围。兴隆化工此举为该行业的节能改造和工业能量系统优化提供了重要的示范。
此外，新奥还从能源生产到利用的全过程中，提出通过日益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将信息网、能源网和物联网融合成互联网能源，以实现区域能源之间的互备互调，不仅使用户在能源消费中具有了更多的选择权，更可以参与到能源生产过程中，将自己利用太阳能、风能所生产的能源输送到泛能网中的交易平台进行售卖。
如果站得高一点，可以把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企业探索尝试的这种重新整合能源体系的模式，能不能获得广泛性的成功，地方政府再次面临着角色转变的挑战。
实事求是地讲，以一家企业的力量，来推进能源利用的更新换代，在中国是一件几乎很难完成的事情。在这个领域里，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在已有的“煤-石油”大能源体系面前，新能源进入一个城市，既要对现有的大能源体系进行重新设计，又需要技术突破及理念普及。这远远超越了一家企业的能力边界。需要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三者统一起来，进行三位一体的全面推进。而作为主要决策者的政府，除非有强有力的推动因素，否则很难重视城市能源规划的重要性，也自然没有太多意愿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而政绩考核制度的改变，则为城市对能源规划的更多考虑打开了一扇窗户。
2014年是本届政府履新的第二年，在政令通达之后，现在是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改善经济发展质量的时候了。尽管我们不能指望国内的污染城市，可以以集中的方式一步迈入宜居的生态城市之列。但借助政府、企业与公众三方之力，在城市集中转型时期解决好能源规划与能源利用，让雾霾天逐渐变得少起来，显然是所有人都期盼的事情。
作者：陈斯文，财经作家、财经评论人。著有《不一样的25年——施耐德电气的中国故事》、《中国经济猜想》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