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力推PPP模式是为了激活民间资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投资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最终提高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刚刚落下帷幕的“两会”对2015年我国经济稳增长进行了布局，其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力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世界各国在提振经济时，一个通常有效且可行的做法是加大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
“无论是水利还是铁路投资，都是属于基础设施投资，是属于对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的投资。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我国的投入是明显不足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宁吉喆日前在国务院皇家线上官网（中国）有限公司办公室召开的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有关情况的吹风会上指出，我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不是过度的问题而是不足。因为，与日本相比，我国人均公共设施折合成资产仅相当于日本的1/5，我国的这个比例也低于韩国，当然还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某种程度上看，我国加大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可行的。
加大基建投资力度是必然的选择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可供消费和出口的社会产品种类的数量迅速扩大，过去闻所未闻的新产品层出不穷，而这些都是投资建设的结果。我国在2002年以后进入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新的高峰期，这些产业的建设有力地推动了投资的快速增长，进而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细数了投资建设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瞩目成果。张汉亚指出，当前进入经济新常态下，必须重视并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因为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我国现在已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后期，国家提出的“三个一亿人”的战略也在落实执行中，从这些层面来看，包括城市设施、水利、铁路等许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还处于投资的高峰期，为未来提供生产能力是投资的主要目的，也是促进未来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投资是一个中性词，不是说投资就不好，这是误读。”宁吉喆分析说，关键要看投资投在哪个方面，结构好的投资越多越好，公共服务的投资是多了比少了好，所以政府工作报告这次提出2015年我国铁路投资要保持在8000亿元以上，也提出了在建重大水利工程投资规模要超过8000亿元。铁路的8000亿元和水利的8000亿元不是一个口径，铁路的数字是当年投资，水利的数字是在建的投资。宁吉喆进一步阐述说，以铁路投资为例，铁路投资多数会投到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大家坐的高铁一天就能够到达相当大的范围之内，确保了整个物流、人们的出行得到了极大的便利，这种投资肯定是好的被大家认可的。水利项目建设周期长，要耗时很多年，所以8000亿元水利投资是包括大中型水利项目在建规模的，当年的投资没有那么多。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日前在出席“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0次季度报告会时分析指出，在宏观经济状况不好时，恰恰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好时机，且应该由政府来主导。
“当前要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而基础设施又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所以说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投资体制政策研究室主任吴亚平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说，基础设施建设本身是政府职责范围，而政府把自己的资源、资金、资产、资本投入到基础设施领域见效比较快，也能够从源头上促进经济的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消耗更多的投资品“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关键还是要靠投资来拉动。投向哪里呢?投工业方面会造成更大的产能浪费和产能过剩，只能是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李开孟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说，从总体上看，我国基础设施还是短缺的，所以投资基础设施是非常可行并且有保障的。
吴亚平分析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会像产业投资那样出现过剩。相对来说，其消耗的更多的是投资品。这些投资品包括钢铁、水泥、建材、设备等原材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当前产能过剩带来的难题。在吴亚平看来，从现在到2020年，这6年的时间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决战时期。在当前的情形下，国家新增加的投资不可能投入到产能过剩的领域，而是重点投入到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以及具有重大支撑性作用的先导性产业中。比如说，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出的七大工程包，包括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健康养老服务、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粮食水利、交通、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等，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是为经济发展的下一个增长点奠定良好的基础。
林毅夫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即使现在有不少过剩产能，像水泥、钢铁、电解铝等，但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国家对其他地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会创造很大的市场需求。所以在经济新常态之下，达到今年所讲的7%左右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对经济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早在4年前，就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过度问题，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学家常健就曾撰文指出，中国在许多领域还有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充裕空间，比如水务和垃圾管理，还有发电。此外，基础设施不仅仅指铁路、公路和港口，中国也急需“软”基础设施投资，比如在改善医疗、社会福利、文化和娱乐设施方面的投资。在常健看来，中国迅速增长的城市化以及庞大的人口规模，不仅意味着它有必要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还意味着它会因规模效应从基础设施中获得更大的益处。
PPP模式有助于提高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效率
张汉亚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当前鼓励社会投资进入国家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和社会保障领域，发展特许经营、推广PPP模式等，目的是使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对今年的投资和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影响。
“在我看来，国家力推PPP模式，不是简单地为了解决财政资金短缺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推动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创新。”李开孟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分析说，目前看来，我国有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市场中缺乏的是具有生命力、财务可持续性好的项目。然而，要发现这些有市场前景的好项目，就需要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就是强调投融资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向改革要红利。而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014年12月4日发布的《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核心也是要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
事实上，推动PPP模式除了有利于融资外，还能够比较好地解决此前政府投资领域存在的一些低效率、低质量的问题。作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起草的主要参与者，李开孟坦言，自己一直很关注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他看来，国家推广PPP模式，正是让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项目通过引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样的一种体制机制的创新，从而更好地明晰各方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发挥各自的优势，通过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把一些有隐患不可行的项目剔除出去，进而提高投资的效率，确保实现投资的精准、高质和高效。
吴亚平分析说，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看，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推行PPP方式的意义在于引入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各自优势和合力。社会资本讲求的是效率，有更加理性的判断。PPP模式把政府投资和市场融资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是我国投融资改革的重要抓手，更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契机。事实上，推动PPP除了有利于融资外，还可以提高经营的效率,借助于专业化力量，它能够比较好地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李开孟再三强调指出，推行PPP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地方债务压力。但是，如果地方政府根本不关心项目是否适用于PPP模式，单纯地为了PPP而PPP，那就违背了国家力推PPP模式的初衷。国家力推PPP模式是为了激活民间资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投资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最终提高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