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终于在2015年春节期间住进了新建的三层大楼，为了庆祝，他在村里举办了一场酒席。但与这种喜庆的气氛并不合拍的是，一群又一群黑压压的苍蝇像直升机似的，正在“嗡嗡”地与酒席桌上的人们“抢食”。
这已经成为该村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陈琳是海南省儋州市某镇的一位村民。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村里的苍蝇如此繁多和猖狂，罪魁祸首是积压在村口的那几座垃圾山。与其他几十家新建的楼房相同，陈琳的新居也处在离村口仅几百米的地方。
春节期间，记者从该镇车站乘坐三轮车出发，目的地是陈琳所在的村庄。整个过程中，记者一共经过了5个村庄。三轮车每行至一个村口，迎面而来的是一股使人不得不用衣袖掩面、停止呼吸的异味。原来，一座座垃圾山已经包围了这些村口。
这在全国农村俯拾皆是。“农村村边河边成了塑料袋、农膜、废电池、农药瓶、腐败植物、工业废品等混合体的倾倒场，若不及时有效治理，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影响，对农村居民的生命生产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全国政协委员王书平最近称，这是他两会前夕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到基层调研的结果。
《人民日报》2014年年底报道，中国农村约有6.5亿常住人口，每年产生生活垃圾约1.1亿吨，其中有0.7亿吨未做任何处理，相当于每年堆出200多座百层“垃圾高楼”。
农村处理垃圾困境
在酒席结束的第二天，陈琳一家照常把收拾好的垃圾用手推车推到了村口，让它们等待下一个月从镇上开来的垃圾车运走。
然而，陈琳说，由于垃圾车下村的数量和频率太少，村口那座“垃圾山”每一次总是拉剩一半。而这剩下的“一半”继续成为苍蝇和蚊子以及老鼠繁殖的温床。
地处亚热带的海南岛，长年酷热多雨。陈琳说，每当风雨来临，村中各个巷口的生活垃圾就会跟风乱舞，随水漂流，直至把所有的排水沟堵得水泄不通时，它们就再一次反冲家中。
等到风雨消停，那些没有来得及收集的垃圾便在烈日下任由腐蚀发臭，最后“苍蝇和蚊子到处飞，手腕粗的老鼠来回到处窜”。
根据本报记者的实地探访和海南当地媒体此前的报道，海南部分农村的垃圾，至今未能得到有效治理。
海南省住建厅有关专家曾提到，在各市县城乡生活垃圾日产量预测数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海口、三亚、儋州。2014年，海口城乡生活垃圾日产量预计达1419吨，2015年预计将达到1480吨，2020年预计将达到1688吨。而海南省城乡生活垃圾日产量预计2015年将达到6137吨，2020年将达到7202吨。
一天6137吨垃圾是一个什么概念?海南当地媒体《南国都市报》去年报道，按目前海南定安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日处理能力80吨算，需要处理两个半月。按照琼海生活垃圾焚烧厂日处理能力225吨算，足够这个厂烧一个月。
目前，海南生活垃圾处理主要采用“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各市县也均已建成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但受全省生活垃圾收运体系不健全等因素的限制，部分乡镇生活垃圾尚无法纳入无害化处理体系。
整个中国垃圾的处理方式大概如此。中国农业大学资源和环境学院教授李国学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目前农村垃圾处理主流模式之一是全集中处理模式，即通过村镇收集、运输、转运网络把农村生活垃圾纳入县级行政区统一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大部分县级城市的垃圾终端处理还以填埋为主，填埋场建设规划和容量的主要设计依据是所在县城城区的垃圾产生量。当把县城下设的村镇生活垃圾收集起来运送到填埋场进行处理时，就会出现填埋场处理能力跟不上。
“尽管跟市县相比，农村在垃圾处理方面相对滞后，但现在一些市县的垃圾处理体系也还没完全建成。”同济大学教授、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何品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不能把所有的农村垃圾都运到市县上去集中处理。
仅37%行政村生活垃圾获处理
陈琳获取村里之外的更多信息来源于电视机。“我觉得我们村是最脏的，人家的肯定不是这样。”他说。
但事实是，垃圾围攻农村的态势早就引起了国家层面的关注。“住建部至少在五年前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何品晶对记者说。比如，他说，2014年11月18日，住建部在召开的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时就指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住建部部长陈政高在本次会议上说：“现在的农村很多地方是垃圾围村，不少农民还生活在到处是垃圾的环境中。”
“这么大张旗鼓地进行推动还是第一次。”何品晶对本报记者说，“会议就农村垃圾处理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指标，该会议启动了全国农村生活垃圾5年专项治理，很有意义。我国正视农村垃圾处理问题相对较晚，积累的问题也比较多。”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地方重视程度不够;治理方法简单粗放;经费匮乏，治理费用未纳入地方财政预算。
不过，就经费问题，住建部副部长王宁曾表示，治理农村生活垃圾的费用，财政是可以承受的，各地政府也有这个能力。
中国正在加大农村垃圾处理的经济投入。去年的官方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3年，各级财政用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投入逐年增多，平均每年增加20%;对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年增长5个百分点以上。
针对农村垃圾管理模式和处理方式，王宁说，农村地域广、农户分散，垃圾收集、运转的成本高，通过分类可以减量70%左右，可以使运营成本大幅降低。他表示，分类减量的关键在于简便易行，村民能接受，不宜照搬照抄城市垃圾的分类方法，搞得太复杂不易推广。
何品晶和李国学认为，农村垃圾治理需要因地制宜，决不能照搬城市的模式。他们还指出，即便是农村，不同地方的背景条件差异极大，处理方式也应该不一样。
中国农村垃圾处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经济欠发达、县域面积大的地方，推行源头分类减量、适度集中处理模式;另一种是，经济发达、县域面积不大的地方，推行城乡一体化模式。陈琳所在的村庄所采取的模式即是最后一种。
“不管哪一种垃圾管理模式和处理方式，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何品晶坚信，只有合适的才能可持续，而只有可持续的才能获得持久的治理效果。
在基层调研多年，何品晶得出的经验是，有些领导干部对农村垃圾问题很是重视，但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管理模式和处理方式而收效甚微。而有的领导干部则是出于政绩的考虑，简单照搬城市的管理模式和处理方式。“这在刚开始的时候，看上去还蛮不错的，似乎见效很快，但是过了若干年以后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未处理的垃圾的危害
如果能够再做一次选择，陈琳说，他一定会在镇上买一块宅基地来修盖房子。“那里干净。”已为人父的陈琳表示，他担心那两个还不到6岁的孩子的身体健康会受到村里环境的影响。
如今，陈琳所在的村庄已经开始有村民搬到镇上居住，而且“将越来越多”。
陈琳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20年前，他还经常在村里的那条小溪边“光着屁股抓鱼摸虾”。那时候，这条清晰的溪水还“可以直接饮用”。但随着人口的增多带来的生活垃圾的正比增长，这条小溪如今已经被垃圾淹没，时时地从垃圾底下挤出乌黑色的液体。
在农村，人们通常看到的情况是，一些村民在处理垃圾时，常常将垃圾倾倒在附近的河流中，靠流水将垃圾带走。
而这种做法则是致命的。张静是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主任研究员，她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农村生活垃圾中大量的细菌、微生物和毒害物质被带入水体，可杀死水中生物，将直接污染人类饮用水安全。特别是在落后的农村，由于没有自来水供水系统，如果还以河流作为饮用水水源，很容易爆发大规模传染病。
而农村生活垃圾堆积产生的渗滤液，因垃圾中各种有害物质的衍生和溶出，可成为集有机物、重金属和微生物于一体的综合污染源。渗滤液可渗入土壤使地下水受污染，或者在雨水作用下，通过地表径流流入河流、湖泊和海洋，严重污染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