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的不断进步，以页岩气、致密油、油砂、深海石油等为代表的非常规能源发展迅猛，改写了全球能源版图。美洲地区在全球能源版图中的地位迅速崛起，中东地区则相对下降，油气开采呈现出“西移”趋势，并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能源格局大变化
当前国际能源格局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我们既可以从宏观上来分析，也可以从具体分布地带来解读，通过分析这些变化，探索发展趋势，这对我国应对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有重要意义。
这些变化主要表现是：一、全球能源格局的多中心化趋势。不同于传统的单一主导中心，环北美中心、环欧洲中心和环亚洲中心正在形成，并可能共存;二、石油基准价格区域化显现。全球能源的格局决定了能源的定价机制，伴随着世界能源格局多中心化趋势，能源定价机制也在区域化;三、非常规油气资源在国际油气供应中的战略性地位日益突出;四、多极化能源主导下的天然气时代正在到来。加上潜在的可燃冰资源，天然气将为人类社会能源结构从化石能源为主向非化石能源为主的转变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五、国际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演变放大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为国际油价处于高位水平提供了支撑。
资源国政局不稳、政治暴力事件频发等不稳定因素给石油项目的稳定运营带来巨大风险。这些也可以概括为：从“墨西哥湾时代”到“波斯湾时代”和西半球“巨型新月储量带”的崛起。
国际能源变化的总趋势表现为：能源的利用方面，不可再生能源总量在不断减少，趋向枯竭;随着人类对一次性能源的不断消耗，一次性能源总量在减少;开发新能源、清洁能源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一次性能源总会造成环境污染，清洁能源必将取代。
多因素影响国际能源格局变化
如果说煤炭、石油等一次性化石能源作为强大的动力，曾经把工业文明推向鼎盛时期，现在又把工业文明推向尽头，自己也快走向枯竭。目前世界主要能源储量有限且分布不均。
从化石能源资源的储量来看，在2030年之前可完全满足需求。目前，石油剩余储量为9590亿桶，石油未探明资源量为9390亿桶;到2020年以后，非常规石油(如石油沙或油岩)的利用将逐渐增加。从长期看，到2050年前后没有新探明的石油资源，则需要非常规石油资源，或者其他替代燃料。
从化石能源储量的分布来看，很不均衡，石油资源大多分布在中东、俄罗斯、海洋，而且，少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主要资源，世界前5位的石油公司控制了全球可采储量的60%。中国石油后备储量不足，不能充分满足国内供应，这就更增加了中国对国际石油资源供给的依赖性。未来中东局势仍存在不稳定性，而俄罗斯的石油输出，日本等不少国家都在争取进口。因而，中国要从国际稳定地获取石油等重要能源将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中国、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尼、南非等国。从2010年世界产煤情况来看，10个国家煤炭产量超过亿吨，其产量之和占世界总产量的89.6%。
从能源需求来看，随着工业消耗和生活消费的扩张，世界能源需求将持续上升，到2030年将增加到153亿吨标准油以上(2000年为91亿吨标准油)。
从能源结构来看，化石燃料仍将占据很大比重，到2020年保持在90%左右;其中石油、天然气仍起主导作用，石油在一次性能源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39%下降到2020年的33%-38%，天然气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22.7%上升到2020年的25%-30%。
国际能源格局的变化与能源开发技术和开发能力也密切相关。目前，国际上节能减排技术研发的重点，一是碳捕获和储存(CCS)技术;二是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利用中的脱碳和提高效率。
从近期看，国际油价的不断下降，表面看来是国际市场上的油资源供大于求，这实质上是受国际政治的影响 ，是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打压所致，但是随着俄罗斯经济下滑，减少了生产供给，国际油价又会走高。俄罗斯通过本次事件，也会总结教训，会反思其单一粗放的能源经济模式，今后也会改变其经济发展方式，会逐步转为石油化工方向。可见传统能源向新能源的转型是受国际政治的影响的，充满了波动性。
国际能源格局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随着国际能源格局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节能减排与新能源产业发展将呈现绿色环保的新趋势，不仅是在产业领域，而且是向消费和贸易领域延伸。与此同时对中国的能源外交也将产生影响。
首先，节能减排呈现结构性主导趋势。
“十一五”时期，各地区、各部门把节能减排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路径之一，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19.1%，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下降14.29%和12.45%，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约束性目标。
“十二五”规划确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四个定量指标。一是“十二五”期末，第三产业的比例比2010年提高四个百分点。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所占比重由2007年的接近30%，提高到40%。二是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比2010年提高五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呈现规模。三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比2010年提高10-15个百分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提高。四是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单位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16%左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20%左右。
国务院关于《“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把推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方式，提出一要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二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三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四要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五要提高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可能形成一批中高端竞争优势的产业：一是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如机械制造、电子和电气产品制造、交通设备制造等;二是劳动密集型，但具有市场营销和品牌等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轻工、纺织服装、部分电子器械等产业;三是具有规模优势的产业，如钢铁、有色、化工等产业;四是体现国家战略要求的产业，如航空航天、新能源和环保、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
预计“十二五”时期单位GDP能耗下降16%左右，其中技术节能为4.0%左右，结构节能为12.0%左右。也就是说，结构节能对实现节能目标的贡献率为60 %-70%，技术节能的贡献约30%-40%。因而，结构性节能将发挥主导作用。当然，也需要配套综合实施技术性节能和制度性节能措施。
其次，新能源产业将成为主要绿色产业。
能源环境的约束强化呼唤新能源产业的绿色发展。“十二五”期间，我国仍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对能源的消耗很大，按基准情景测算，“十二五”末期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1.2亿吨标准煤。这些情形要求转变能源产业的发展方式，要进一步加强新能源等绿色产业的发展。
能源消费污染加重呼唤新能源产业的绿色发展。各大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滞后，而鼓励居民购买私家车。这样，不仅大量消耗汽油，而且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炊事、供暖仍主要用煤炭作为能源，造成了环境污染。由于化石能源的生活型消费对环境污染和居民健康损害加剧的压力，要求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发展绿色新能源产业。
外贸能源资源逆差加大呼唤新能源产业的绿色发展。加入WTO后，我国进出口加速增长，顺差不断扩大。但由于在出口结构中能源资源型产品比重过大，在这些行业的贸易总值是顺差，但在资源环境核算上却是“逆差”。据估算，约30%的二氧化硫、25%的烟尘和20%的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源于出口贸易。外贸造成的二氧化硫“逆差”约为150万吨。这就意味着我国在出口大量商品的同时，出口了大量的能源，进口了大量的污染排放。我国能源资源压力不断加大的趋势，必然要求“十二五”期间转变以量取胜的外贸发展方式，调整外贸结构，降低能源资源型产品出口的比重，促进产业升级，改变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从而减少外贸对国内能源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发展绿色外贸。
我国新能源产业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足;技术标准匮乏;新能源电源发展与电网建设相关运行机制不协调等。
最后，极大影响了中国国际能源贸易与合作。
美洲非常规能源的大规模发现和商业化开采，已经在逐步打破以中东石油为重心的“单极时代”，世界油气供应格局开始进入“多元供应时代”。在供应轴心逐渐西移的同时，能源需求重心加速东移，能源安全出现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国际能源格局的深刻调整将对中国能源外交产生重大影响。其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升了中国在对俄能源外交中的主动权。美国页岩气革命引发的非常规能源开发热潮加快了全球油气生产中心向西移动和消费中心向东移动的趋势，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俄罗斯对国际天然气市场的控制力，迫使其更加关注亚太市场。这种变化为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带来了新契机。对俄罗斯而言，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欧盟最大的替代市场，无疑将使俄的能源出口安全环境得到重大改善，也有助于实现中国天然气多元化供应格局。
二是加速了中国石油公司布局北美非常规油气资产的步伐。中国的能源短缺瓶颈决定了寻求外部资源供给是提升中国能源安全的必由之路。在能源“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中国石油公司积极进入美洲市场，出海步伐明显提速。近年来数比大规模的并购标志着中国石油企业的跨国经营已步入新阶段，开始由单纯的资源导向型企业向具有投资属性的国有跨国公司转变。
三是中国的中东能源政策一定程度上将受到中美油气合作项目的制约。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北美地区成为中国石油公司海外并购的重心。2009年以来中国石油公司海外并购金额的一半以上都投向了北美的油气项目，这一趋势仍在延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美国的油气投资越多，中国与伊朗等国家的能源关系受美国的影响就会越大。中国把“鸡蛋”放到美国的“篮子”里越多，受到美国外交政策制约的程度就越高，不确定性也就越大。若美国认为中国与伊朗过于亲密，就可能会援引“国家安全例外原则”否决中国在其境内的投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中东能源政策的“自由度”。
综上所述，国际能源格局的深刻调整给中国的国际能源贸易与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造成了新的挑战。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攀升使中国能源安全形势极为严峻复杂，寻找安全、可靠的油气供应来源成为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的首要任务。在拓展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的同时，应从资源、回报和风险三方面综合谋划海外发展战略，趋利避害，实现稳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