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安全问题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记者为此深入调研，连续两天播发系列报道，以期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这是红色的警讯——
全国十大水系水质一半污染；国控重点湖泊水质四成污染；31个大型淡水湖泊水质17个污染；9个重要海湾中，辽东湾、渤海湾和胶州湾水质差，长江口、杭州湾、闽江口和珠江口水质极差……
伴随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受损情况触目惊心，水安全正在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
“心腹之患”
“每天早晨先把水缸、水桶添满，洗菜水不敢倒，留着冲厕所。”今年下半年的一段时间，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温馨家园等多个小区分时段停水，居民刘女士让儿子特意买几个桶专门储水。
水厂表示，今年雨水少，区域内新楼盘入住人口增加，地下水位降低，供水严重不足。
马驹桥的这一幕，是日趋严峻的城市缺水状况的缩影。
“水资源严重短缺、水环境严重污染、水生态严重受损，三者交互影响、彼此叠加。”环境保护部等七部门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在对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开展调研后，如此评价当前京津冀地区的水安全。
史上，京津冀土肥水美；而今，呈现在人们眼中的是怎样的情景呢？
——人均水资源仅286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
——地表水劣Ｖ类（丧失使用功能的水）断面比例达30%以上，受污染的地下水占三分之一；
——平原区河流普遍断流，湿地萎缩，功能衰退。
海河，流经京畿，滋养一方。但2013年调查，其主要支流皆重度污染，Ⅲ类以上污染水超过60%。
京津冀如此，全国亦然。《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总体轻度污染，其中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五大水系水质污染，全国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中，约六成水质较差和极差。
再看湖泊。同一份公报显示，国控重点湖泊中，水质为污染级的占39.3%。31个大型淡水湖泊中，17个为中度污染或轻度污染，白洋淀、阳澄湖、鄱阳湖、洞庭湖、镜泊湖赫然在列，滇池水质重度污染。而且，大量天然湖泊消失或大面积缩减，“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和“气蒸云梦泽”的洞庭湖湖面大幅缩小，“水情即省情”的湖北湖泊面积锐减、湿地萎缩。
现实是沉重的——全国657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属于联合国人居署评价标准的“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
趋势是严峻的——水污染已由支流向主干延伸，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由地表水向地下水渗透，由陆地向海域发展。
“目前，全国年用水总量近6200亿立方米，正常年份缺水500多亿立方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副司长陈明说。
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发出警告：用水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差距的扩大，以及大面积污染造成的水质恶化，有可能在中国引发一场严重的缺水危机。
这一警告，绝非危言耸听，它正在变成现实威胁。
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从事环境法研究30多年。她一针见血地指出：“雾霾大范围发生，人们经常碰到，因此被称作国家的‘心肺之患’。而水安全问题，正在构成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短视恶果
“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充满忧虑地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
河北沧县小朱庄村村民朱建勇，看到从地下抽上来的水散发着异味，并呈铁红色，惊慌莫名。村里一家养殖场的主人称，数百只鸡因饮用这样的水相继死亡。
监测显示，村子附近的建新化工厂不仅向河流排污，还向周边沟渠倾倒废渣。这是发生在去年4月的生态事件，虽已过去一年多，但村民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
“过去我们沧州挖几米深就能得到地下水，而现在一些地方要深入地下几百米才能抽到水，有时即使抽到也是污染的水。”当地一位基层干部说。
只顾眼前利益、注重一己之私，扭曲的义利观”是造成耗水过度、水质污染的重要社会心理动因。盲目拉高速度、片面追求GDP，被污染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是危害水安全的重要现实“推手”。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王金南说：“在水环境形势极其严峻的海河流域，各地都在发展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电力、造纸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只顾发展，不管环境。”
水污染加剧多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正是由于人们向大自然无度索取，使得本已稀缺的水，变得更稀缺、更脏。
根据《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在全国主要江河湖库划定的6834个水功能区中，有33%的水功能区化学需氧量或氨氮现状污染物入河量超过其纳污能力，且为其纳污能力的4-5倍，部分河流（段）甚至高达13倍。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说：“一些地方不顾水资源约束和水环境容量极限，不顾企业是否高污染高耗水，只要是见效快、获利多的项目就争相上马，以求短期内做大GDP。”
水安全的危急状况，有没有人管呢？这又牵扯到“九龙治水”的体制因素。
资料显示，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水库4万多座，已建和在建水电站超过2400座。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上游水库群涉及多家企业，其调度和管理又涉及水利、电力、交通等多个部门。水库调度运用大都各自为战，在遭遇大洪水或干旱时，有时甚至会放大下游洪水或加剧枯水程度。
“在我国，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事故时有发生，流域统筹协调不力的问题突出。”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说。
吕忠梅用三个“分割”来形容水安全保护立法难以落到实处的原因：一是流域管理上的“条块分割”，二是区域管理上的“城乡分割”，三是同一流域水源功能管理上的“部门分割”。“这导致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的多重负效应，不利于水资源的统筹、协调管理及可持续利用。”吕忠梅说。
伤痕难以修复、短视必结恶果。
为从根本上控制水质恶化，全国水污染防治费用节节攀升。“十二五”期间，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投入将达5000亿元，年均1000亿元。虽然国家投入巨大，但水污染问题依然久治不愈。
从1994年开始，养育了全国六分之一人口的淮河流域，成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先导”。经过20年不懈治理，国家投入资金数百亿元，才算遏制住淮河不断加重的“病情”。2013年，淮河流域国家监测断面中，水质为轻度污染。
太湖同样因为污染问题成为全国重点治理的“三江三湖”之一。2007年无锡水污染事件暴发以后，政府先后投入800多亿元资金治理，代价不可谓不大，然而，太湖水质仍然不容乐观。
曲格平，中国环保事业开拓者之一。1972年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40多年过去了，水的问题愈演愈烈。”回顾来路、检视当前，这位84岁的老人发出了“锥心之问”——“再不抓紧行动，难道真的要让最后一滴水成为人类悔恨的眼泪？”
无路可退
诚然，水安全问题有天灾因素。水利部门核算结果表明，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流域水资源总量减少13%，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北方的“水饥渴”。
然而，天灾难免，人祸可除。面对残酷现实，我们没有退路：
——节水是治本之策。“当前打好‘水安全保卫战’的关键环节是节水，要从观念、意识、措施等各方面把节水放在优先位置，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工业节水、生活节水，加快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全国节水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吴季松说。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仍为世界先进水平的2-3倍；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2，远低于0.7-0.8的世界先进水平。
——体制改革是关键。针对水资源开发和水环境保护之间的脱节，应加快改革步伐，建立以流域水环境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体制。
必须发挥好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作用。水利部部长陈雷表示，加快推行城镇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制度，非居民用水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开展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构建全国和区域性水权交易平台，探索水权流转实现形式。
——统筹兼顾是根本。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治水必须统筹兼顾，与治山、治林、治田等有机结合，协调解决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灾害问题。
面对地表水、地下水及近海污染的多重考验，加强水环境治理的思路创新迫在眉睫。为此，周生贤等提出实施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理念。
——调水是辅助。调水不能作为解决水安全问题的主渠道，应在严格节水和治水的条件下，辅适当调水。
“现在一缺水，就想到调水；水质污染了，也想到调水。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从向老天爷要水转变到自身节水，小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节约一滴水，大到农业耕作方式的改变和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王金南说。
国家高度重视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提出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新思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坚决向污染宣战”。
一些实质性举措已经相继推出，变化正在发生。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将于2015年元旦正式实施；俗称“水十条”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制定中；
5月1日起，北京居民实施阶梯水价，3档水价分别为每立方米5元、7元、9元，多用水多负担；
宁夏、江西等7省区正在开展不同类型的水权试点，力争2-3年内在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水权交易流转等方面率先突破；
民间环保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水污染地图”绘制；“绿色江南”致力于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
“环保问政”正在倒逼政绩考核向“绿色”转轨。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梦想之基。
守护水安全，是当代每个人必须肩负的重大责任，任务艰巨、光阴紧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