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以后，丹江口水库约1/3的水资源将流向北方，在缓解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同时，也将给汉江中下游流域包括老河口、谷城、襄阳、宜城、钟祥、沙洋、潜江、天门、仙桃、汉川、蔡甸和武汉主城区安全供水带来较大隐忧。
用水供水矛盾日渐突出
近些年，随着汉江经济带进入国家战略，汉江流域进入人口城市化高峰期，城市规模膨胀快、城市人口增速快，对水的需求量大增。2014年1月，湖北省襄阳市向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递交的关于南水北调工程对襄阳生态影响及亟须解决问题的情况报告，列举了八条“不利影响将由预测分析变为现实”，第一条就是水量———“前期调水95亿立方米/年，汉江在襄阳过境水量每年减少21%-36%，约1/3。”事实上，汉江襄阳段平均水位持续多年下降0.41米以上。
此外，湖北省宜城市供水公司取水口原设计水位为50.83米，最高水位为59.34米，实际运行中的警戒水位为49.8米。连续四年的干旱，加之丹江口水库下泄水量减少，汉江水位显著下降，到2013年取水口水位降至49.27米，低于警戒水位0.53米。泵站无法取水，宜城市区曾出现3次全城停水，最后不得不架设数条临时抽水管道。宜城市襄城区欧庙镇有镇干部反映，以前机井不要20米深即可提到水，现在差不多要打到100米深，这种现象在汉江流域原本是不可思议的。
水质水环境显著恶化
污染源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工业污染。在汉江流域集结了大批污染企业，大多数未达标排放，污水直排汉江，并且往往是上游污染下游，支流污染干流。汉江重要支流唐白河、蛮河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淘米洗菜，七八十年代引水灌溉”，到如今不仅“鱼虾断代”，还催生了像翟湾村这样的癌症村。据调查，最近5年，汉江宜城市区段水质已经由二类降至三类、四类；宜城供水公司制水用药成本由5年前的0.004元/吨，增加到目前的0.10元/吨。
二是农业污染。除了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所带来的面源性污染，还有大规模发展养殖业带来的大量排泄废弃污染，丝毫不逊色于工业污染。以鄂西北曾获“全国生猪调出大县”称号的某市为例，大部分养殖企业未严格按环保要求配套建设、正常运行治污设施，养猪场附近的堰塘水色变暗，腥臭难闻，不能灌溉，不能养鱼；从地下200米抽出的井水不能闻，更不能喝。
三是城乡垃圾和生活污水。虽然汉江沿岸城市都建起了生活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但规模普遍偏小，治污速度赶不上排放速度，排放标准过低，加上偷排现象高发，导致污水处理效率和效果大打折扣。有的治污设施建成后并没有真正投入使用，大量未经过处理的废水直接排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汉江水体自净力显著下降，不仅汉江钟祥段以下，而且丹江口至襄阳段也多次出现“水华”现象。2014年4月24日，武汉三家水厂因汉江水污染影响停产，武汉部分城区供水“告急”。
应急机制严重滞后
据调查，汉江流域无论是钟祥、宜城等小城市，还是襄阳、潜江、仙桃等大中城市，城市应急水源建设都严重滞后，一旦出现水资源危机，回旋的空间都很小。作为南水北调后的水资源损失区，国家除实施了引江济汉项目外，并未在丹江水库以下至荆州引江济汉项目区以上区段实质性推进水资源（生态）补偿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国家在汉江流域开发方面实施了一些道路、桥梁、港口、码头等项目，力图将汉江打造成“中国的莱茵河”，这既有正面作用，也增加了汉江水质污染的不确定性。一旦各种不利因素叠加，形成水资源危机的几率将会大增，一些城市将“守着汉江无水吃”。
为此，笔者建议：国家尽快制定《汉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及开发管理条例》，通过完善法规来保护汉江水资源、水环境，规范汉江流域开发建设行为；建立并严格实施汉江中游饮用水源保护制度。除划定保护区外，还应建立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制度，对饮用水水源地地区进行经济补贴；成立国家层面的汉江流域综合开发管理机构，负责统筹汉江流域开发的规划、建设、管理或运营。统筹调度汉江流域水资源并加强应急处理；严禁汉江流域建设国家禁止建设的污染项目，已建设的要限期转产或依法取缔。对汉江造成污染的要严格处罚，甚至追究法律责任。强化汉江流域乡村与农业的污染治理，限期关、停重点污染源。此外，建议国家大力支持、有序推进汉江流域梯级开发项目、“引丹济襄（阳）”、城乡一体化供水及汉江中游各城市供水保障、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