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马气候大会已落幕一周，但我们真的了解它吗?
12月14日凌晨，秘鲁首都利马，196个国家和地区的气候谈判代表达成了一项新的气候协议。在此次联合国的气候协议框架内，首次要求所有成员都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出贡献，而在过去的制度下，这一要求只针对发达国家有效。
不过，协议出来之后也招致了一些环保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该协议依然缺乏力度。国际非政府组织乐施会气候变化与贫困项目官员吕美告诉澎湃皇家线上官网（中国）有限公司：“利马大会没有落实，可以说为2015年一年的谈判留下了非常艰巨的任务。”
2014年12月14日，经过十三天密集磋商，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加时32个小时后，于14日凌晨在秘鲁首都利马闭幕。
首份要求所有成员减排的气候协议
正如过去多次冗长的气候谈判一样，利马气候大会比原定计划时间“拖堂”了30余个小时，就在眼看着谈判要破裂时，大会主席宣布休会1小时供各方讨论最新修改的文本草案，随后主席以出人意料的快节奏，在几分钟内一锤定音，形成了一份5页外加一份附件的协议。
协议说，所有成员都须在明年6月前提交各自的减排方案(自主决定贡献，INDC)，这些方案随后将会被公布在网站上。另外，在明年11月1日之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会对所有成员的方案做一个综合性的评估，以检验各成员的承诺加起来是不是能够达到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的目标。
这些努力都将作为明年巴黎气候大会的谈判基础。
巴黎气候大会被人寄予厚望，这是因为现行的全球减排制度源于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的有效期将在2020年结束。旧的制度行将就木，巴黎大会的任务，就在于建立基本的2020年后的国际气候制度。
不过，协议并没有规定对于不提交自主贡献方案的国家和地区该怎么办。同时由于各方的妥协，它在用词上淡化和模糊了许多，比如在对各成员减排方案提出基本要求时，使用了英文单词“may(可以)”，而不是更为严格的措辞。
美国的新媒体网站Vox评论说，这就意味着，各个国家和地区也可以不按照这些要求提交减排方案，甚至因为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措施，他们可以提交一个几乎不需要再努力的方案，或者干脆不提交。
尽管如此，利马协议已经在对要求各国承担相应的减排责任方面迈出了一步。这是第一份要求所有成员——不论发达还是发展中都提交减排方案的气候协议。
《京都议定书》豁免了发展中国家——众多的科学研究都表明，自1850年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力，历史上大约2/3的二氧化碳排放都来自于他们。但这种趋势随着上世纪末新兴市场的崛起而发生了改变，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数据表明，2007年开始，发展中国家的年排放量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美国和欧盟的谈判代表就一直坚持，一份将发展中国家减排排除在外的国际气候制度是没有意义的。
科学输给了政治
对于关注2020年前全球减排行动的非政府组织来说，利马协议简直乏善可陈。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和能源项目负责人萨曼莎˙史密斯就说， “科学事实清晰地提醒我们，若将减排行动推迟至2020年，人类将几乎无法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影响。但是，在这场政治和科学交锋中，短视的政治权宜之计胜过了科学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认知。政治力量没有发挥其应有的领导作用，只带给我们一个与科学认知相关性很低的妥协性计划。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数据显示，若是以本世纪末全球升温不超过2℃为目标，人类的碳预算在2000年时就已经用掉了一半以上(53%)。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今年11月总结第五次评估报告时说，时间已所剩无几了，2010 年至 2050 年全球排放量应减少 40%-70%，到 2100 年应减至零以下水平。
这些数据显示，过去近10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份强制性法规，《京都议定书》尚不能发挥有效作用，全球碳排放一直如滚雪球一般涨大。那么从强制性的减排到“自愿性”的提交减排计划，效果又能如何呢?
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教授大卫˙维克多看来，一份基于各国政治意愿、自下而上的减排方案也许正是这份利马协议的长处所在。
维克多对媒体说，发展中国家的大排放国拒绝受《京都议定书》制约，而一些发达国家要么是一开始就宣布退出，如美国;要么当发现自己无法完成减排额度时中途宣布退出，如加拿大。“任何行之有效的气候协议都应该自下而上——从那些愿意这么做的国家开始。”
但是，如果巴黎协议以一份基于各国意愿的减排行动为基础，能够实现2℃的目标吗?这大概是摆在巴黎会议前一道棘手的问题。
国际非政府组织乐施会气候变化与贫困项目官员吕美对澎湃皇家线上官网（中国）有限公司说：“利马大会没有落实，可以说为2015年一年的谈判留下了非常艰巨的任务，如果在未来几个月的间会上没有充满讨论，2015年的新协议要么是一个力度相当弱且模糊的协议，要么就有谈不拢的可能。”
这就是说，“巴黎大会之前做的综合性评估报告和各国提交的计划的透明度就很重要，”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中国能源与气候政策主任林明彻说，“只有科学的评估，才能使各国将来考虑加强他们的减排目标，尽早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扩展新型低碳能源技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发展中国国家和发达国家对“贡献”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发展中国家强调，“贡献”应全面包括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以及行动和支持透明度等，部分发达国家则认为贡献为减排，淡化其他的责任。而这些分歧，在利马大会上并没有得到解决。
钱依然是历次气候谈判的难点
除了各方的原则问题，钱依然是历次气候谈判的难点。利马协议虽然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在受气候变化影响最脆弱的国家的坚持下，被删掉的“损失与损害”机制(一个要求历史排放大户对因气候变化而遭受破坏的国家承担责任的机制)重新被放回文件中，并鼓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财务支持，但如何实现却缺乏明确的路线图。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要筹集1000亿美金。2011年，德班大会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但是直到5个月前，这个承诺还是一纸空文。利马大会结束时，基金的秘书处宣布他们收到了约102亿美金资助，但这仅相当于承诺额的1/10。
就在发达国家在钱的问题上踟蹰不前时，一些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行动起来，哥伦比亚和秘鲁就宣布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另外，中国虽然表示不会注资绿色气候基金，但却会通过建立南南合作基金继续对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
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对媒体说，中国要将这种支持长期化、机制化。从明年起将在过去每年1000万美元的基础上翻一番。
“如果在资金方面没有进展，巴黎协议就无法达成，但是利马在这一方面传递出的信息远远不够。为绿色气候基金注资是值得肯定的，利马应该在此基础之上有更多进展。”乐施会国际联会总干事维尼˙比扬伊玛表示，“这不仅是因为需求大，还在于资金问题如果不是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平衡的协议就无法达成。”
无论如何，从利马通向巴黎的路依然困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