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今年83岁了，还有梦想吗?
周永茂(以下简称周)：我早年参与设计核潜艇、核研究堆，60岁该退休的时候，我又开始探索利用中子俘获疗法治疗脑瘤的医院中子照射器，一直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这项科研课题从无到有，再到今年我国第一位癌症患者可望接受中子俘获疗法临床治疗，这项科研终于有了阶段性的成果，我想我也可以安心地养老啦。但我还有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我们国家有一艘核医疗舰船，里面放着治疗癌症的中子照射器，代表联合国航行在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可以为全世界的癌症患者服务。虽然说是一个梦，但只要我们国家重视，只要下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坚持，这一天就一定不是梦，会是现实。
周：我喜欢并坚持在基层单位科研第一线做些事。无论是退居二线，还是当选院士，都不能改变我对客观、对事实、对真理、对科学的探究与坚持。
核反应堆分两种，一种是产生动力和能量的反应堆，也就是应用在核电与核潜艇上的技术;另一种就是提供中子的反应堆，主要在核技术应用方面使用。核工业二次创业期间，我在原子能院主持民用微堆的开发，平时也比较关注国际上研究堆的发展方向，我总结发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上每隔十年，中子技术的应用都会有一次从科研到生产力转变的飞跃：50年代，中子应用在放射性同位素的生产上;60年代是辐照;70年代是中子活化分析;80年代是单晶硅嬗变掺杂;90年代就是中子俘获疗法(BNCT)。到了90年代，我正好退休到了二线，再去研究核武器、核电是不太适合了，刚好潜下心来摸索中子俘获疗法这项新课题，使核能造福人类健康，也可以直接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中子俘获疗法这项科研的发展已经很快了，我们国家核技术人才济济，研究堆多种多样。我就在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能甘于落后，怎么能无人涉足呢?所以我选择了这项科研领域，一钻进去就做了二十多年。
我清楚地记得：1955年，我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关村近代物理研究所后，钱三强先生组织大家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居里夫人》。影片里居里夫人为了提炼镭，细嫩的皮肤被灼伤，居里先生跟居里夫人说，既然射线能把好的皮肤辐射烂，那反过来，也一定会把癌烂的皮肤辐射好。看完这部电影，我就记住了电影里的这个道理。我想，居里夫妇提炼镭，研究核科学，最终是为了使核科学、核技术来造福人类。当时，我就想过核科学怎么能为老百姓直接做点事情呢?但一晃过了50年，直到2006年我研制治疗癌症的医院中子照射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才刚刚印证了一点电影里说的那个道理。而医院中子照射器一旦推广应用，说小了是为老百姓治疗癌症，说大了就是造福人类。
我们那代人出生在旧社会，我的童年经历过租界生活与日伪统治，也经历过抗日战争，当时国民党已经腐败不堪，我亲眼见过，也体会过老百姓的疾苦。我家住在上海的法租界，冬天早上一出门，就能看到街上有冻死的穷苦人。我还记得当时我母亲看了我的手相跟我说，你长大了是个会挣钱的人，有钱时就要救济穷苦老百姓。那个时候，全国的老百姓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尽快解放，建设新中国。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我就上了大学。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毕业前夕，上海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的党支部书记彭彬送别毕业生时跟学生们讲：破烂的新中国全靠你们来建设了。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明白，新中国的一砖一瓦是要靠我们来添加的，我们必须为国家和老百姓做点事情。
